方孝孺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著作今仅遗《逊志斋集》一部。他的思想根于方克勤和宋濂两位导师的传统儒学教育,又是在洪武朝物质生活由奢入俭、礼俗严重胡化的社会环境与绝对君权、严刑峻法并行的政治生态下形成的,因此呈现出醇正的理学特征、迫切的践履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孝孺思想建构的目的是为了付诸现世人生践履,故须同时着力于人的自我改造与改造世界两方面,也就分别对应了他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学。方孝孺的内圣之学以其理学观念为根基,展开为自处与处世两个修身维度,分别指向他的为学思想和人生哲学。首先,孝孺的理学探讨了本体论与天人关系、心性论和工夫论等问题,由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预设推演至以养心为基点的工夫次第,基本继承了程朱以来“存天理遏人欲”的理学传统,其意在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形上依据,有合于明初朱子学重践履而轻思辨的学风。其次,孝孺把他的工夫论推广到读书修身领域,构建起一套彻底是道德导向的为学思想:在对为学内涵论的诠释上,他极力支持将为学与为道统一起来,主张为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实践;在对为学方法论的阐发上,他认为学者须以儒家经典入道,先致知方能躬行;在对为学动机论的辨别上,他坚持学者应当总是立志为道,堕于为文则是不道德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哲学。再次,孝孺的人生哲学基于其伦理道德思想,而其伦理学呈现为以美德论包摄规范论的二重分层结构,从性善论人性预设和“存义轻利”的道德原则论出发,经由对现实价值序列的考察与对“德福不统一”问题的反思,到达以天命观为核心构建的人生观、死亡观与不朽论,并就出处和生死两个现实伦理难题进行了重点探讨,整体上就是孝孺自己通过为学活动体认到的处世之道。方孝孺的外王之学以其文化哲学为风向标,落实在驱斥异端的辟佛思想和民本仁政的政治思想两个方面。首先,孝孺的文化哲学针对明初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下的文化困境,经由对华夷之辨、正统问题和古今文明论的考察,确立了唐虞三代作为华夏文明标杆的地位,导致他的儒学思想整体表现出鲜明的稽古倾向。其次,孝孺的辟佛思想针对佛教盛行的原因,既驳斥了以轮回学说为代表的佛教义学,又提出了化解佛教传播的对策唯有弘扬圣贤之道;而其辟佛的动因在于防止佛教动摇儒家的存续,和保护儒家在社会秩序建立方面的胜利果实。不过,由于孝孺没有客观看待儒佛关系,他的儒本位立场决定了他不能真正解决儒佛之争。再次,孝孺的政治思想贯彻了他的文化复古主义,根本目的是要在现世实现三代之治。由此,他从政治起源、君主职分、为君之学等三方面切入君主论,要求君主效法古先圣王;又从先富后教的经济思想与礼主刑辅、立法利民的制度思想展开治道论,要求在现实中施行模拟周朝的社会制度。然而,孝孺也看到了上述主张难以实现,所以他转而发明了“宗仪”的民间自治论,倡导在野士人另辟蹊径,以恢复古先圣王之法。总而言之,方孝孺儒学建构最为突出的特征就在于经世致用,其内圣外王之学继承了儒家一贯的道德理想主义,蕴涵着浓厚的济世精神与伦理信念,使得其思想建构与人生实践高度统一,最终成就了孝孺传奇而不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