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成就对伯明翰学派乃至整个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他一生著述甚丰,提出了很多有洞见的理论思想。其中他的文化表征理论更是意义非凡,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论的介入。本文试图从霍尔纷繁复杂的思想论著中梳理出其文化表征的理论来源、理论内涵、具体意指实践等等,期待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做一个较为深入、细致的梳理和评价。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探寻“表征”这一概念的来源及其三次重大的理论演变。“表征”最开始是从拉丁语动词“repraesentare”与名词“represaesentatio”演变过来的,后来英语翻译成“representation”。“representation”的含义在时间的变迁中也发生了多次演变,到了20世纪,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把它定义为“精确的再现”。20世纪60年代之后,因为受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再现”这一概念又先后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转向”,后又在霍尔文化研究思想的影响下,完成了“再现”概念的第三次转向,也就是“文化转向”。论文的第二部分重点阐述了霍尔表征理论的内涵。在霍尔看来,表征借由语言生产意义,有两个表征系统组成:一个是外在事物内在化的过程(由物转化为概念),一个是内在概念外物化的过程(用语言代表概念)。表征之于意义的构成概括起来有三种:反映论途径、意向性途径和构成主义途径。在霍尔看来,构成主义途径则有更强大的说服力和生命力。构成主义途径有两种:一种来自索绪尔的语言学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另一种则来自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霍尔更倾向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因为其理论更注重实践,符合霍尔理论实践化的意图。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全文的核心,主要阐述霍尔将自己的表征理论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去的三个方面,第一是表征理论与文化的循环,霍尔把表征理论运用到具体经济案例中,建构了以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为要素的文化循环;第二是表征理论与文化身份,霍尔把表征理论运用到他非常关心的身份认同这一问题上,探究主流意识形态对“他者”的歪曲定位,并试图用表征理论给“他者”重新定位;第三是表征理论与文化霸权,通过探究表征理论,霍尔把视线放在文化霸权问题上,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模式。论文的第四部分主要总结和评价霍尔文化表征理论的特征与影响。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以其跨学科性、实践性、开放性以及政治介入性的学术意识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独具一格。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它给予我们的不单单只是一种理论,更重要的是提供给我们研究理论时的方法和视角。虽然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在某些方面也有待商榷,但是不足以抹杀这一理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