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韩非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其政治思想继往开来,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并且直接影响了中国秦汉的专制主义,以至于影响中国政治两千多年,因此十分具有研究价值。本文以韩非子的君臣沟通观念作为研究对象,以韩非子君臣沟通观念中的道德他律思想作为研究问题。本文运用了观念史和文本诠释的研究方法,围绕韩非子的君臣沟通的诚信观和情理观重新选择、组织材料,以期从文本和社会历史两个角度综合呈现韩非子的君臣沟通观念。韩非子的君臣沟通诚信观是指臣子的言论应当与其言论所涉及之事功的完成情况相符合,不能出现言小功大或者言大功小的情况,即强调“形名一致”。本文认为该诚信观的提出是源于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激化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推进的需要。在该观念中,韩非子一反法家打压臣子言论的传统,主张灵活运用言论的力量,使臣子成为君主的“耳目”。同时,该观念还首次从叙事层面定义了名实关系,具备了传统形名观所不具备的监察臣子是否在言论上欺瞒君主功能。韩非子君臣沟通情理观是指韩非子认为在处理沟通问题时,应当以“理”为标准,而不是感情用事。“理”的意思是万物的性质和规律,主要包括人性和事理。本文认为,韩非子的君臣沟通观念,包括诚信观在内都是遵循人性与事理的自然状态的,但同时,君臣沟通也可以效法“道”的作用,和合人性与事理相冲突的地方,这也就是道德他律。道德他律绕开了对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要求,转而追求通过一定的外在规范在全社会范围内转化人性之力发挥的方向,使之符合事理要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韩非子将国家的存亡治乱作为全社会的主要命题,并认为建立事功是国家富强、存续的根本力量,而君臣沟通应当以这一事理为核心准则,将臣子言论的力量转化到事功方面,以事功作为臣子言论的根本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君臣沟通显示出了传播活动集中社会全体力量、转乱为治的潜在功能,并显示出了其和合人性与事理之冲突的可能性,也就是作为道德他律之载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