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园林渐兴,延至明末风气更盛,绍兴一地更是园林叠出。明末绍兴园林兴起呈现出很明显的家族性,优质园林往往簇集于世家望族中;传统发挥生活、艺术两用的私家园林仍占主体,此外,还出现了专为讲学、会友课艺、静修创设园亭的新气象;园主人身份仍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体,此外还有向普通大众蔓延的趋势。明末绍兴园林的兴起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此外,园林作为一项文化长物,乃是文人士绅的精神心结;园林作为山水之想的补偿也广受世人青睐;同时,明末绍兴文人社集之风的盛行是文人园林兴起的重要背景。祈氏园林的发展大概历经前后三代:始于祁承?,兴盛于祁豸佳、祁彪佳兄弟,渐荒落于祁理孙、祁班孙兄弟,时跨明末清初,其发展的高峰及消歇与时代运脉紧密相连。祈氏园主人如祁承?、祁彪佳父子,皆进士出身,作为地方士绅代表,心系时事亦追求雅道,在自家精心营构的园中频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文学交往以及文学创作,特别到了清初,祈氏园林更成为祈氏女眷谈诗论道、吟咏抒情的重要场所。园林场境实际经常性地成为了重要的文学场境。基于对祈氏园林文学活动的两条主轴线——演戏观剧和游园雅集之盛况的分类统计可知,祈氏园林文学活动一度十分繁盛,演戏观剧的功能朝多样化发展,尤其在为文人助兴方面表现突出;游园雅集每每参与人数较多,开展活动频繁,且活动过程中多有创作成果产生。通过园林演戏观剧开创的是一条由下至上影响文学创作的路径,戏曲文学在其中也完成了从舞台重回案头创作的生发过程;园林演戏观剧的盛行也推动了文人在曲艺方面广泛探讨和暗自争胜之风。祈氏园林中与文学相关的游园雅集有“临时雅集”与“约期社集”之别,它们通常直接促成了文人的文学创作。此外,择时向大众开放的游园活动偶尔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跟文学创作发生关联。就文学交往对象来说,祈氏园林中来往的人较为庞杂,可按组织形态及身份的不同将代表对象大致归为如下几类:社友、家族父兄、丛林禅友、公祖同僚。祈氏园林文学交往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交往对象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以及交往情景的在场性与不在场性两方面,它们往往影响着园林文学创作的方式和内容。祈氏园林文学交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直接作用于文学上的,包括推进文学批评和培养地方、家族文学风尚;也有以文学为“跳板”而作用于其他非文学层面的,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园林主人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为低下的一般文人士子都能从中获益。园林同样成为祁承?、祁彪佳父子两人政治失意的精神倚靠,他们在营建园林的时候也在寻求新的人生可能。文学与园林的结合其实是士绅文人在社会政治排挤下为求个人出路而自主选择的结果,这实际昭示了园林文学场境社会生成的深层机制。这种机制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理论有相似性,但又不可忽略中国古代园林文学场境之独特性。在不同维度的创作中,不管是为园林题名还是作注解,都是在为其确定一定意义,或说开拓一定意义,但唯有当题名和注解离开园主人被众文人品赏议论时,园林之意义才能迎来最大的阐释空间。联句、拈题、分韵、离合、唱和数种具有群体性、交互性的创作方式在园林场境中的盛行,与园林文人交往的盛行可谓互相推动、互相成就。此外,游戏性与严肃性并存的创作态度是祈氏园林文学场境中的重要创作特征。清初祈氏园林文学活动、交往及创作尚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尤以祁氏女眷为代表,多在密园中进行;而祈氏男性文人群体则多半逃禅佞佛,寓园也渐次荒疏了。寓园的迁变对于祈氏族人的意义是沉重的,成为祈氏族人怀念往事、伤悼故人的重要场所和文学符号。在明末江南园林普遍大兴而士绅文人作为园林营建主体引领着园林雅尚的背景下,祈氏园林文学场境研究也具有一般意义。法国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理论为我们系统理解明末园林文学现象大兴背后的本质问题提供了路径,为我们重新认识明末士绅的营园痴癖及园林文学活动、交往及创作提供了新思路。也即,明末士绅对园林生活和园林文学之追求的普遍性、主动性绝不应作孤立看待,而应从向外的视角看到明末社会政治场域与文学场域、文人力量与世俗力量在园林这一舞台上的争锋与消融,对于退休官员而言更有重新通过文学以立志、立身、立家的重要意义,这是一条有别于仕进功名的道路。但是,不管是从追求自身价值角度来看,还是从改良社会来看,士绅隐退园林所开创的文学道路又可以说是一条与仕进功名之终极目标殊途同归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