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琦被称为“明初第一等宗师”,经历了由元到明的朝代更替。这一时期,一方面,佛教世俗化进程加快,僧人入世已是常态。另一方面,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与日俱增,兴起了儒僧、臣僧的风气。在儒学和世俗的侵染下,援儒入佛是佛教于“三教合一”思想趋势下的必然选择。梵琦在实践和思想融合中,通过入世的北游之行与三教、国内外人士的交流,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援儒入佛思想和出世入世理论。从他援儒入佛思想来源来看,既源于本身所学的儒学基础,又来源于入世及社交中的实践。进而体现出的也是援儒入佛在佛教修行、入世佛教活动中的具体实践以及由实践而来的农经实法和君臣之道。思想上,梵琦将对儒家思想认识融入在心性论之中,呈现出的是儒佛思想交织的状态。在佛性论上,首先他承袭魏晋时期的佛性论,结合儒家天理论思想,强调了佛性的本体意义,意在警醒弟子“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而识得自己的“无位真人”超越苦海才是出家人之根本。其次,借儒家日用之道用于僧众修行之中,日用器物佛性化易于僧众识得自性。最后,梵琦之体是非无非有的佛性、法性,又以其月印千江“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为用,体现出体用不二的特征。在心学上,他与陆九渊的思想架构几乎一致,承认此心人皆自然禀赋且圣凡无异,而发明本心方法具是由内向外的“切己自反”路径。所以,两人都是以心为本的心本论。同时,梵琦“无理外之事,无事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无物外之心”的思想,即源于《楞伽经》、《无心论》影响,又受陆九渊“吾心即宇宙”的影响,同时对王守仁之心学也有启示。梵琦的心性论只是在方法论上借鉴儒家思想,其本体仍是佛性和自性清净心,进而援儒入佛是作为超脱生死的一种手段。所以,梵琦是站在佛教立场出发而援儒入佛。基于这样的思想指导,梵琦的出世入世呈现出圆融无碍的表现,既是充当着致力于入世关怀和利人济世的社会角色,又扮演了出世退居西斋,崇信净土的宗教角色,实现了个人的“自由”和“自觉”。梵琦视“世出世间为津”,表现出兼顾现实社会和净土世界的特点,进而援儒入佛思想可以归结在二谛范畴。梵琦在现实社会期望一个近似于儒家“大同社会”的太平盛世,在出世间立场上又向往净土,而这两种思想却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所以梵琦惟心净土与援儒入佛思想有着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