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获得了理论与实践界的大量关注,随着世界各国日益将数字经济视作谋求新竞争优势的重要契机,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也逐渐从刻画先行者企业的成功模式转向关键影响要素的探析,涌现出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占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传统制造企业纵然意识到了借助数字化转型融入数字经济浪潮的重要性,却无法很好的开展数字化转型,他们一昧效仿行业先进或一举投入大量资源等做法招致了诸多失败,与此同时,关于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理论空白。因此,本文聚焦于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开展过程性研究。从现实背景来看,一方面,相较于“天生具有数字化基因”的其他企业（如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传统制造企业由于常年运行形成了以“制造逻辑”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路径,导致企业产生“路径依赖”,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新兴数字技术时难以实现快速转变。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往往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相关,这些技术的可生成性、可塑性、可组合性等特征正不断打破组织与行业的边界,导致传统制造企业在应对内部变革的同时,更需重塑和协同其与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见得,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议题亟需深入探讨,从而为其提供应对数字化转型机遇与挑战的有效做法。从理论背景来看,大量文献综述从技术与能力两大理论视角对数字化转型研究进行述评,技术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强调数字技术的破坏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而能力视角则认为数字化转型应当被看做一个管理问题,重视并构建企业的动态能力。但技术和能力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总体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数字化转型因为涉及为组织带来新的行动者、结构、实践、价值和理念,会对现有组织、生态系统、行业或者场域中已经的游戏规则带来改变、威胁、替代或者补充等。所以仅仅关注单一要素的变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利于系统、全面的理解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得到客观的认识。基于此,一个新兴的流派涌现——制度视角认为数字化转型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如何获得重要利益相关者眼中的社会认可以及其如何与现有的制度安排完成交互的过程,涉及去制度化、制度产生、变迁和制度化等,需要处理由“新旧交替”触发的一系列矛盾与紧张关系。从这个视角出发,将弥合既有研究缺陷,为我们更进一步理解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议题提供新的洞察。考虑到现实问题与理论研究所遇的困境使得传统制造企业在规划与实践数字化转型时举步维艰,本文提出了核心研究问题“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制度理论视角试图解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机制,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旧的制度逻辑迁移到新的制度逻辑中的“合法性建构与扩散”过程。通过纵向单案例的研究,选取在工业领域率先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典型企业—正泰集团为案例对象,本研究发现:（1）传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呈现出由“制造主导”转变为“数字主导”的制度逻辑更替现象;（2）数字化转型的合法化过程具有阶段性,每个阶段对合法性的诉求不同但又相互关联,展现出延续性;（3）在数字化转型合法性建构与扩散的过程中,试点试验（Pilot Experience）、集体试验（Collective Experience）、催化（Catalytic）这三类机制扮演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具有多重理论意义,核心理论贡献在于构建了制度视角下的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首先,通过将制度理论引入数字化转型研究,刻画出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即制度更替逻辑。其次,本研究在“组织—场域”跨制度层级间识别出合法性建构与扩散的关键作用机制及演化顺序,深化了制度理论研究。最后,本文通过运用制度视角解构数字化转型,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理论的研究视角。本研究还对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为企业如何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了思路;第二,揭示了对数字化转型实践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作用机制;第三,呼吁企业重视“场域”的相关数字化转型动态,把握时机开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