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的杰出文学家,他的才华和独特的生活经历铸造了他醒目的文学地位。《儿子与情人》是他的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小说发生在19世纪工业化初具锋芒的英国,以一个名叫"河洼地"的矿区为背景,描写从维多利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过度阶段中男性身心的变化。《儿子与情人》通过对矿工莫瑞尔一家的生活以及他两个儿子的成长经历,反映了劳伦斯对于处于过度时期男性异化的担忧。国内外有不少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儿子与情人》进行了研究,但大多从心理分析或者文本解读着手,仅仅有少数研究对小说中的男性角色进行了研究。结合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小说中的四个男性角色莫雷尔、威廉、保罗和道斯的男性气质构建,正符合康奈尔对于男性气质的划分:支配性男性气质,共谋性男性气质,从属性男性气质和边缘性男性气质。莫雷尔一生劳作于矿井,处于共谋性男性气质的他竭力争取家庭中的主导地位,最终只得以维持共谋性男性气质;威廉一生苦苦追求支配性男性气质以摆脱共谋性男性气质的关联;保罗起初对于自身的男性气质构建并无意识,他在艺术方面的天赋使他构建了边缘性男性气质。道斯起初陷于低沉,处于从属性男性气质的他在保罗的无意激发下,逐渐认识自我建立了支配性男性气质。对于男性的描写一直是劳伦斯小说中的一大主题,前期作品《菊花香》、《玫瑰园中的阴影》和《白孔雀》等就出现对男性角色和男性身体的描写。在《儿子与情人》中工业文明的大环境下,小说中的男性遭受着一方面来自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来自新时代下男女关系的重建。劳伦斯对于男性生存状况的关注以及他对于支配性男性气质和共谋性男性气质的执着情结,正是由于这两个因素,以及他早期的生活经历和自身的维多利亚思想残余。在非人性的工业劳作面前,他反对男性如机器一样生活,倡导男性身心的自然回归。因而从《儿子与情人》起,劳伦斯对男性生存的关注便成为他的作品的一个标签。他自身也在不断探索男性的出路。劳伦斯在时代的交接点发觉到了男性的异化,并开始着手寻找出路。然而,他对于工业文明的过度批判和男性伤害的过度强调却不慎矫枉过正。诚然,工业文明异化了男性,但它同时带来了女性的独立意识,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劳伦斯内心对于支配性男性气质和共谋性男性气质的执着情结,对于回归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的诉求,其实是一种历史遗留。而这种遗留,正表露出了那个时期人的迷惑和劳伦斯的自身对于男性气质认知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