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全球化趋势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金融全球化趋势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各国金融自由化向纵深发展，经济转轨国家也不例外。随着前计划经济国家进入金融转轨的后过渡时期，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联动关系和传导机制的作用更加明显。在金融全球化的“互动论”视角下，将中国和俄罗斯的金融转轨结合起来，用实证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深入系统的研究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关键性问题，及其相关政策与制度安排，这方面的著述目前还很少。因此，本文以“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制度安排”作为研究课题，这不仅在理论上十分必要，而且在实践上更有指导意义。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自由化实质上是转轨国家通过金融开放使本国的金融体系与金融全球化融合的进程。基于这种认识观点，本研究展开的切入点也就从作为金融体系主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及其与金融全球化的联动关系入手。首先，从历史纵深和逻辑演化视角对金融中介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功能界分和融合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指出，随着金融体系的纵深演化发展，金融全球化与金融中介体系和金融市场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其次，在系统研究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联动效应问题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视野研究转轨国家金融体系的构建及其金融中介重组和金融市场发展等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再次是将研究转向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本部分以金融全球化为背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研究视角，比较研究了两国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发展轨迹、经验教训，从多角度评述了两种制度安排并分析了所引发的不同效应，尤其是对作为金融安排重要影响者的中央银行和政府给予明确的定位。最后，本文选取了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美元化问题、必然产生的金融风险问题，相应地提出了缓解美元化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的金融协调策略。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认为：第一，必须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研究转轨国家金融转轨和金融发展的制度安排问题。只有认真总结中国和俄罗斯金融自由化制度安排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与制度建设，才能为转轨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和深度参与金融全球化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第二，无论是转轨国家的金融开放还是金融体系的构建与重组，都是一个与大环境互动性不断增强且自身处于不断动态调整的发展过程。其中，政府与中央银行及其相应的金融监管机构在调整和完善金融自由化的具体政策与制度安排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认为，政府与中央银行应在不断调整中逐步找到各自的角色定位非常重要，这会关系到制度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应性。第三，在金融自由化成功实施的重要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转轨国家必须合理审慎地做出金融自由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制度安排，即既具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发展的一般性，同时又具有转轨经济的特殊性。这是转轨国家的金融体系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合理解决的首要问题。第四，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迫使任何一国不能游离于国际生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要从长远之计考虑参与金融自由化进程，并制定科学合理的金融自由化制度安排。这就使得转轨国家不仅要采取短期措施实施金融自由化，更要从战略高度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实施。在具体实施上要正确处理国内金融自由化与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关系。对内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推进要快于对外金融自由化，待到国内金融环境得到改善，可以加快对外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这时对外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可能要快于对内金融自由化。因为市场导向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成功是需要各种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的配合才能实现的。第五，金融全球化这柄“双刃剑”决定了金融自由化制度安排是转轨国家重要的研究课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审慎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在加速金融自由化的同时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防范金融风险；如何正确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有效路径，制定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应对之策，充分利用好金融全球化的优势，规避其不利影响，这是经济转轨国家面临的新课题。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转轨国家必须不断加强制度调整与制度创新，才能有效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当然，由于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目的是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因而任何制度调整只是手段，通过制度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激励和行为约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才是根本目的。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是研究方法创新。针对国内研究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以偏重中国一头而零星涉及俄罗斯且明显割裂二国的严重状况，本文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转轨大国结合起来，并在整个研究中贯穿了这种比较分析法，既揭示两种不同转轨路径下存在的共性规律，同时也研究各自的特殊性。其二是研究视角创新。本文全面分析了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的互动关系和传导机制，并以“互动论”作为全文的指导思想，系统研究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若干关键性问题，总结出转轨国家通过金融开放使本国的金融体系与金融全球化相融合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其三是本文得出的相关结论和贴近转轨国家经济现实的政策建议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见第二段)。其四，以制度安排作为切入点和中心来研究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转轨国家金融改革与开放问题具有开创意义。本文的研究仅仅是这一问题的初步开始，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深入展开，如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银行体系变革及制度安排、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市场变迁及其制度安排，这些问题原本要纳入到本博士论文的框架下撰写，因三年时间所限只好留待日后充实，这也正是本文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