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早期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的转变,是美国冷战史中的重要部分。从扶持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到转而扶持日本成为东亚的“反共桥头堡”,中间仅仅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在东亚战略重心上的急速转弯,反映了美国政府外交战略上的巨大变化,而新“遏制政策”的实现,也反映出以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规划司在这一时间段内权力的膨胀。“博顿草案”的颁布所引发的大讨论是战略重心转移的导火索。1946年底,国务院远东司东北亚处处长休·博顿授命起草一份对日媾和草案,史称“博顿草案”。由于依然坚持罗斯福时期的东亚战略,在迅速变化的战后新国际形势下,这份草案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内部各方势力的批判,反对声之大使得这份草案到今日也未能完全公布原文。在对“博顿草案”批判的过程中,新成立的由乔治·凯南任司长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异军突起,就对日媾和问题,提交了PPS10号文件与PPS13号文件,重新审视了中日两国在“遏制战略”前提下的东亚战略中的相对位置,也使得这场由“博顿草案”引发的大讨论偃旗息鼓。政策规划司的强势崛起标志着国务院系统内部东亚政策制定主导权的转移,同时,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也完成了初步的转移。对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东亚战略重心的确立。为了推行新的对日政策,乔治·凯南于1948年3月访日。在访日期间,他与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以及陆军部、海军部为代表的军部势力就对日问题进行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麦克阿瑟将军与军方的意见之后,提交了被视为对日政策转折点的PPS28号文件,该文件视为美国对日新政策的开端,最终成为NSC13号系列文件的蓝本,也就是冷战早期美国对日正式政策的纲领。在NSC13/2号文件出台之后,美国的东亚战略重心终于确立,日本成为冷战背景下美国对抗苏联的“桥头堡”。而1947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混沌”的状态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一直滞后于对日政策的变化。战后中国形势的剧烈变化,使得美国对华的利益评估一直处于争论不休与反复摇摆的状态。冷战序幕的拉开,使得决策者不得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进行重新评估,中国的地位随之下降。尽管在PPS13号文件中,政策规划司就已经建议抛弃蒋介石政府,但是来自军部与“亲华派”的制约使得美国日益与蒋介石政府绑在同一条船上。1948年秋季由政策规划司出台的PPS39号文件企图将美国对华政策拖回“遏制战略”的轨道之上,也就是“脱身”政策的开端。随后的PPS39/1号、NSC34/1号等一系列文件最终确立了“脱身”政策,但是蒋介石政府所面临的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得“脱身”政策也失去了现实依据。国民党政府灭亡命运的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从此实行彻底的“对华遏制”政策标志着东亚战略重心转移最终完成。美国东亚战略重心的转移是“遏制战略”的具体体现。乔治·凯南作为“遏制之父”以及政策规划司的首任司长,在这一阶段的美国现实主义外交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战略重心转移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各方势力的博弈过程也能提供了研究冷战史的新思路,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