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者对中国大规模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的利弊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转移支付刺激的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且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而部分学者认为以往的转移支付策略迎合甚至刺激了地方财政支出重基础设施建设、轻人力资本等其他方面投资的冲动,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且诱发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腐败猖獗现象,不利于经济的内生增长,并随之提出了改变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建议。为此本研究通过构建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部门三方主体的动态博弈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对199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来探求中央转移支付与地方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与实证结论均表明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对东中西部的经济拉动力度存在差异,但相对人力资本等其他投资而言,基础设施的拉动作用均更为显著。在经济面临严重下行压力和各种潜在风险的情况下,不宜贸然否定当前的转移支付与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而应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按地区进行适度差异化调整,为稳增长、调结构创造时间和空间。论文的主要特色和结论如下:(一)关于转移支付、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数理模型分析和经验分析两种方法,对问题进行阐述。首先通过构建Stackelberg竞争博弈模型,将转移支付率、基础设施拥挤度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等核心变量纳入模型,分析企业部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现行体制下的最优选择策略,并分别计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最优税率、转移支付率和基础设施投资比率。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最优转移支付比率需要考虑地方的基础设施拥挤程度,在基础设施水平相对较差或拥挤的地方,需要加大转移支付规模,以促进该地的基建投资。同时转移支付比率和中央与地方就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有关,若地方事权较多,而财权薄弱,则中央应上调支付比例。在符合最优区间的前提下,中央扩大转移支付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可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之后文章通过回顾1994-2014年省级数据,并建立GMM动态回归模型,验证了中国过去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且相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这两者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更大也更直接。其次采用传导机制模型,论证了转移支付通过直接刺激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继而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此外分地区回归表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均与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正相关,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明显。(二)关于大规模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负面问题,本研究根据政策作用机制模型,通过理论分析、经验分析等方法着重选取并解释了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对权力寻租、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影响;寻租方面,研究梳理了寻租的原因、测度、影响以及我国寻租的特点,并采用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模型和实证模型,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腐败发生率与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增长会显著刺激腐败的发生率。因此在政府运用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着重注意可能伴生的权力寻租行为,通过制定严格的资金使用监管办法及投资项目审批流程,维护财经纪律,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和刺激经济的实际效果;其次产能过剩方面,研究通过构建转移支付—土地价格—企业投资模型,分析了在现行的官员考核晋升机制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分配体制下,转移支付的扩大会增加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而为了能够招商引资和发展本地区经济,地方政府会将大量的财力用于对土地价格进行优惠补贴,以吸引工业投资者对本地区的投资。之后研究采用GMM动态模型、Richardson企业预期投资测算法和Tobit模型,论证了转移支付的增加,使得地方政府财力增强,对土地价格的补贴和扭曲程度加大,诱发了企业的投资过度现象,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冲动刺激最大,需要引起政府的注意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