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入世承诺兑现时间表的逼近,金融市场的开放步伐日益加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更显紧迫.在此大背景下,银行如何才能区分不同资质的贷款对象,在减少风险的同时还能吸引和留住优质的潜在客户,以及如何通过某些贷款政策的改变来传导监督压力,这些问题在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今天变得越来越重要. 由于银行与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通过要求企业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来保护自己的债权.为此,针对具有未来不同还款预期的贷款者实施差异化的担保要求,可以反映银行监督的有效性.财务指标是衡量企业还款能力的基础指标,但由于其主要反映企业过去或者当前的状况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已有的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带来更高的公司价值,表明公司治理指标具有较高的前瞻性,更能够反映公司未来的经营状况,在预期企业未来还款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银行监督活动中应该受到强烈关注.那么,银行选择具备哪些公司治理特征的企业进行贷款可以降低风险呢?如果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尽管大股东在公司正常经营时可能存在隧道行为，但在企业无法偿还贷款时,基于协同利益的考虑,它不会坐视不管而将施予援手;股权制衡较好的公司可以在日常经营中抑制大股东的隧道行为,减少公司资源的浪费;董事会结构较为合理时可以有效减轻股东与经理人之间、以及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提高公司未来的还款能力；国有公司具有国家的隐性担保,再加上预算软约束的存在,银行向其贷款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较低.由此,考察银行在贷款监督过程中是否以及如何关注公司治理因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因此,本文以我国上海、深圳两地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公司治理与银行担保贷款之间的关系,揭示银行监督的有效性,即银行的贷款决策对企业公司治理的情况是否敏感,能否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对具有较好治理机制的公司予以奖励.在本文的研究中表现为,向公司治理好的企业提供信用贷款,而向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提供担保贷款.此外,基于中国的特殊制度环境,本文也考察源于国有公司的预算软约束是否影响银行贷款担保决策. 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及分位点回归模型对担保贷款比例与公司治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计量分析,得到如下实证结论: (1)预算软约束问题对中国的贷款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短期担保贷款率及总担保贷款率显著负相关,而与长期担保贷款率之间没有显著影响. (3)股权制衡度与担保贷款率之间显著负相关. (4)董事会治理结构与银行担保贷款率之间没有显著影响. 总的来说,银行担保贷款决策与公司治理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更多地反映在银行担保贷款决策与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上,银行通过担保贷款政策的改变来传导监督压力的效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