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翻译家杨宪益和《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为研究对象,将其纳入具体的社会背景,从源语文化系统诸因素,如诗学、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等角度来描述翻译活动的性质。对外译介项目如《中国文学》杂志并不仅仅是将源语翻译成日的语的过程,更是一种文化交流。《中国文学》杂志是唯一一份面向外国的官方文学杂志。从其创刊开始,它就一直受外文出版社辖制。杨宪益是一名杰出的翻译家,他为这家官方杂志工作了近半个世纪。1976年他是该杂志的执行编辑,直到1987年他历任执行主编、副主编、主编和顾问。在他任职期间,他的身份几经变更,从主要译者到专业人士到赞助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家、评论家以及教师都是在文学系统内部起作用的专业人士。杨宪益正是这样一位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他的翻译活动正是一种改写,使其作品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三个时期来探讨杨宪益与《中国文学》杂志的长期合作关系,试图尽量详细的分析源语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杨宪益和《中国文学》杂志的翻译活动的。第一个时期是1951到1966年,如此设定第一个时期是因为《中国文学》杂志创刊于1951年,而1966年则见证着一场意义深远的运动的开始-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虽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然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国际形势非常严峻,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五六十年代的左倾政策、诗学以及《中国文学》杂志真正的赞助人--中央政府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翻译选材。自创刊之日起,《中国文学》杂志就肩负着特殊的政治任务,取得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援,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创造更好的国内建设条件。此期间,杨宪益的翻译活动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翻译选材上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他已经尽量争取翻译他喜欢的题材。二是大跃进式的翻译,这是由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到1976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停滞期。此期的翻译活动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色彩。文革期间的主流诗学不外乎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是全国文艺界的指导方针和信条。杨宪益的官僚出身以及夫人戴乃迭的英国国籍问题导致这对夫妻不再受到共产党的信任,杨宪益在此期间,兢兢业业的从事本职工作,没有多少选择翻译题材的自由。尽管他大多从事他所喜爱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也翻译了一些他喜欢的作家,鲁迅的作品,前提是这些是与文革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相符的。文艺界在文革十年浩劫期间未能幸免,《中国文学》杂志艰难发行。最后一个时期是通常所称的新时期,1976年到1989年。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艺界焕发新生,尽管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仍存于新时期伊始的一段时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举国在短期内发生很大变化,翻译的译介对象不仅仅如以往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作品,文学翻译也不再需要趋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此外,文学作品是否符合对外译介的标准,怎样评价译作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要求作品一定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这一时期可谓是杨宪益的创作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大量译作并重版了一些以前的旧作。1979年他升任《中国文学》杂志副主编,第二年一代文豪茅盾去世,他则升任主编。在任《中国文学》杂志主编期间,他对《中国文学》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一名翻译家,专业人士以及赞助人,他拥有多重身份,为《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做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杨宪益提议出版一套“熊猫丛书”,向西方介绍优秀的中国文学。总的来说,他提议的“熊猫丛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量的中国古典作品以及现当代作品通过“熊猫丛书”译介到了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受到国外读者好评。其中,一些畅销作品重版多次。即使是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读者缅怀这套丛书。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作为官方杂志,《中国文学》杂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多重源语文化因素的制约,如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真正的赞助人政府,专业人士和赞助人如杨宪益。其二,对外译介项目如《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并不仅仅是将源语翻译成目的语的过程,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政府的对外宣传,如《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不仅需要考虑源语文化因素也要关注译入语文化因素。其三,以杨宪益为代表的许多杰出翻译家,穷其一生致力于“东学西渐”,然而翻译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真空环境的,而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翻译活动重置于当时的特定社会背景来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