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避税观认为,税收规避可以形成节税效应,增加可自由使用的现金流,提高税后收益和企业价值。避税代理观却认为,税收规避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为高管实施自利活动提供了契机,增加了内部代理成本,企业价值不一定提升。高管薪酬激励在现代公司治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缓解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减少管理层通过避税活动获取寻租收益。内部控制作为一项内部治理机制,可以影响企业经营运作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税收规避。当内控失效引发内部控制缺陷时,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加大企业风险,增大融资约束,降低盈余质量,增加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由此对税收规避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基于此,本文拟从高管薪酬激励和内部控制缺陷入手探究二者对税收规避的影响。本文以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缺陷对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发现:(1)高管薪酬激励与税收规避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当薪酬不足时,高管有意通过避税寻租获取私利;而提升高管薪酬激励水平会弱化税收规避的程度,即高管薪酬激励减少了代理成本,抑制了由高管寻租动机导致的避税,避免了对股东利益造成损害。(2)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与税收规避的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由于国有企业高管面对更综合的评价制度和更严苛的行政责任,相比于薪酬激励,可能更在乎政治晋升等收益,故在薪酬不足时实施激进避税的动机弱于非国有企业,国企高管对于薪酬激励的敏感性不如非国有企业。(3)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会导致企业选择更加保守的税收规避决策;反之,内控质量表现越好,则各部门为实施税收规避的协作效率更高,在维持低风险的同时,越有助于获取节税收益,提升税务价值。内控缺陷加大了企业部门间的沟通难度,缺乏专业性的税务人员为实施避税献计献策,使得避税活动要求的隐蔽性更难实现,风险中性的股东为了企业的长久持续发展,更偏向于实现合规目标,对税收规避的预期会保守很多。(4)在引入了内部控制缺陷与高管薪酬激励的交互项后发现,在内部治理越差的环境下,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在弱治理环境下,薪酬不足的高管在缺少内部监督的情况下更容易利用避税来掩盖其自利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当薪酬激励缓解了税收规避强度时,内部控制缺陷向外传递的“利坏信号”导致高管将面临来自外部的多重压力,从而偏向更谨慎的避税决策。(5)在进一步研究中,补充了高管股权激励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分析,但两者的实证结果比较微弱。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指导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一,合理提升高管薪酬水平。有效的薪酬激励制度可以抑制高管寻租,减弱高管利用税收规避谋取私利的动机,助力实现股东的监管目标。其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为企业争取更多的税后净收益,股东应督促企业对内部控制缺陷及时整改、及时修复。其三,区分产权性质,设定不同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措施应更加多元化,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助力实现公众监督与公司内部治理并行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