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成为译学研究的热点。本文从斯坦纳的“阐释活动”翻译理论和韦努蒂的“译者的隐形”理论角度,分析Pride and Prejudice的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并对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各个要素进行总结。旨在説明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首先,作者对译者主体性的概念进行厘定,指的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继而具体阐述影响译者的四类主体性因素,即个人的审美态度、经验和思想方法,译者的信任和侵入,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以及意识形态。并通过比较王科一和孙致礼的译本,阐述这些因素在翻译过程之中如何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产生影响。其次,论文描述译者主体性与输入的联系。主体性因素影响了输入,这一点体现在译者对归化和异化的运用上。最后论文阐述译者主体性对文化补偿的能动意义,由于侵入和吸收行为的存在,以及各主体性因素的差异,必然导致了对原文化的损失。这就需要译者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运用各种方法对文化进行补偿,努力弥补以回复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平衡。即使在文化损失的情况下,应该通过各种补偿手段更好地将原文化传递过来,这些手段包括加注,意译以及等值代换等翻译技巧。本文通过对比王科一和孙致礼在各自译本中的不同表现,具体分析造成两个译本差异的主体性因素:第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个人的审美态度、经验和思想方法的制约。王科一侧重于形式美,强调译文的流畅自然。其翻译指导思想以传达境界为主。孙致礼则强调神似和形似的统一,做“忠实的美人”,同时尽量再现原语文化。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两位译者都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受上述因素影响,王科一的译者主体性体现为是以中国读者的可接受性为翻译目的。而孙致礼则是以重现原文的风格和神韵为翻译目的;第二,译者的信任和入侵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王科一和孙致礼都选择了他们喜爱的小説作为翻译研究对象,认为向中国读者译介该书是有价值的,从而建立起了译者的“信任”。不同时代背景以及两位译者的经验和理解模式的不同,导致在翻译过程中,其主观因素不免“入侵”原文,从而出现不同的译本面貌;第三,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是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重要因素。两位译者都具备了较高的文学造诣。王科一的译本语言流畅自然,在语言运用上偏向于意译。而孙致礼的译本语言清丽明快,再现了原文的技巧与神韵,在语言运用上以直译为主;第四,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还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王科一倾向于归化策略,从而使译本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孙致礼顺应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异化策略,更多的展现了原文的风貌。通过对Pride and Prejudice两个中译本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译本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译者主体性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我们期望文学翻译批评不应该局限在评论哪个译本更好或者是探寻译本的误译和错译,而是能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