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从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政府治理的集体农作虽然在1952-1958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中后期生产效率却较差。改革开放后,市场治理的单干模式取代了政府治理的集体农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提高,农村经济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过于分散化的家庭生产格局,也限制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与政府的两极治理模式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历久弥新的争论焦点,但从我国农村经济的实践看,大政府小个人的政府治理在私人物品的配置上缺乏效率,大市场小生产的市场治理不但导致农业没有规模效应,乡村风气也在逐渐恶化。因此本文试图跳出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的思维框架,从社群治理的视角分析我国农村合作经济何以可能。本文第一章阐述了研究的问题并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径和创新之处。第二章界定了关键概念并做了集体行动、习俗以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文献综述。第三章介绍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以及出现的原因。第四章分析了单干、市场主导以及政府主导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困境。第五章构建了重复模型、分隔模型和调查成本模型,分析了在关系稳定的熟人环境中,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自发达成普遍合作。第六章总结全文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点:在市场治理和政府治理之外,探索第三条治理理论;在频繁监督、可信惩罚和退出成本等经典团队合作理论之外,分析关系稳定的熟人环境中合作博弈何以可能;寻求一种兼顾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的治理方式;阐述群体生活中个人形象与利他的重要性。本文的结论是:基于农村稳定的熟人环境,社群治理不仅能使农村合作经济的产出效率更高,还能促进人民的利他主义,兼顾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