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最原始和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它对我国思想的影响，尤为巨大。直到今天，《论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如仁、礼、忠孝、治学、交友等等，无不在现实社会中闪耀着熠熠的智慧之光。 自汉以后，历代研究和注疏《论语》的著作层出不穷。本文试就清代《论语》学作一探讨。全文共分上、下二编。上编分为二章，第一章是探析《论语》的渊源以及对清代以前《论语》学研究的回顾。简要分析了清代以前《论语》学上比较重要的注疏之作，这就是汉代郑玄的《论语注》、魏晋间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南北朝时期皇侃的《论语义疏》、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和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他们的著作，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论语》学达到的成就。尤其是朱熹的《集注》，是《论语》学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为元、明、清统治者所提倡和扶植。 上编第二章是对清代《论语》学研究的综述。清代是《论语》研究的鼎盛时期，研究者众多，名家辈出。按照时代和学术发展的特点，我们将清代《论语》学研究划分为以下六种类型来考察：一为清初经世致用的《论语》学研究，主要代表人物为颜元、王夫之、孙奇逢、李顒等人。他们有惩于明末空疏无用的学风，力倡经世致用之。颜元、王夫之的《论语》研究，最具特色。前者力主实践之学，后者则在理论上借助《论语》中的思想，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二是清初正统理学家的《论语》研究。这一类型主要代表人物有吕留良、陆陇其等，他们学术的共同点是维护理学特别是朱熹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他们或为恢复理学而努力，或继承传统，注重“深造自得”之学，不重“争是非，求胜负”。其中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发明朱学义理最深，是最坚定的尊朱辟陆王者。三是汉学家的《论语》研究。这一类型的主要人物有闫若璩、冯登府、翟灏、崔述等人。他们或探究《论语》文本，或辨析古注异同，或考订典章名物制度，为研究《论语》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四是考据、义理兼备的《论语》研究。在汉学、宋学门户森严之时，然有学者摒弃学派偏见，考据、义理并重，戚学标倡之于前，焦循、刘宝楠应之于后。清代《论语》学的主要成就，就是由他们取得的。五是常州学派的《论语》研究。由世居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发其端，中经宋翔凤、黄式三、戴望等人，以“公羊义例”说《论语》。清末，康有为受其影响，更以进化论解《论语》，别开《论语》研究之蹊径。最后是讲章家的《论 ／ek：－x勺 价卜一亢沦文 V泛手不拱1’O】‘爪八LI。卜扎1（r八H（’H语》研究。《论语》自元代列入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后，出现了很多帮助士子应试的《论语》参考。这类著作，虽然学术价值不大，但作为一种曾经存在的现象，我们还是不能忽略的。 下编为分论部分，共分为六章，从上述清代《论语》研究类型中，挑选出颜元、王夭之。陆陇其、翟濒、刘宝桶、康有为六人，进行《论语》的个案分析。试图通过对这些人的个案研究，探究他们的学术贡献以及他们所属研究类型的特点。我们认为，颜元在《论语》研究中，对以朱嘉为代表的理学诸儒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力倡实用之学，为《论语》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扭转明末空疏无用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意义。王夫之有关《论语》著述，达五种之多。其解释《四书》，扬弃《集注》而超越了《集注》。其《论语》研究中所反映的理欲、理气、理性观，给他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陆陇其是朱学的维护者，一生精力，用于研究《四书章句集注》。其对朱注深信不疑，钻研、用力甚勤，创获甚多，并有所发挥和超越，显示出理学还未完全丧失其传统的地位。翟颧为汉学《论语》学的代表，其《四书考异》既考辨了《论语》的结集、版本、诵习、尊立过程，也校正了前人注说的不少失误，考辨精审，结论平允，为《论语》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对刘宝捕《论语正义》研究，本文尤为着力。以往学者论及刘氏成就，多认为是以训沽考据见长。本文则重点论述刘宝桶在义理方面的成就，指出刘氏此书，侧重于义理。其在义理方面的发明新解，颇为不少，如以“中庸”之义释“礼之用”章等见解，都为后世所称道。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最后代表，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进化论”研究《论语》，借以阐述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与其他《沦语》著作相比，康氏《论语注》算不上纯粹的学术著作，更像是一部政论性的著述，但在《论语）｝学史上别树一帜，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本文采用综论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清代《论语》学的发展脉络；同时又通过对个案的分析，使读者对这时期的《论语》学成就，有比较具体而深刻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论语》学在清代达到了学术史上的高峰。整个研究过程与时代思潮紧密相关，在清代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