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光复后1945年至1949年间的中韩附逆反思小说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文学主题学及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试图阐明中韩作家针对自身在日帝时期的附逆行径如何展开辩解策略,解析殖民地人民如何克服被强制赋予的来自本民族和作为日本“国民”的双重身份认同,重新确立独立的民族意识的过程,以及探究清算日本帝国主义残余与光复后社会重建之间的关联性。本文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在第一章中,本文依据文章的体裁整理了光复后中韩附逆反思文学的整体情况,并从时代背景入手分析了韩国文学作品中小说占据绝对比重的原因。其次,第二章通过比较苏青的《续结婚十年》和蔡万植的《民族的罪人》,阐明两位日帝时期的“附逆作家”在光复后如何实现自我辩解,解析二者的叙述策略。女作家苏青描绘了自己只能留居沦陷区上海的生活困境,刻画了与自己有交集的附逆分子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苏青通过把自身塑造为小市民作家,试图摆脱历史的责任。蔡万植则将小说主人公离京回乡解释为挣脱附逆牢笼的逃避之举,通过阐明附逆源于亡国民族的懦弱,作者在无形中将“民族的罪人”转换为“罪人的民族”,且蔡万植通过弱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试图减轻自身附逆的负罪感。再次,第三章通过比较吕赫若的《月光光—光复以前》和金东仁的《学兵手帖》,试图呈现两位有着殖民地体验的作家是如何刻画小说主人公克服混乱的身份认同的过程。吕赫若描绘了基于生存的需求而不得已模仿日本人的主人公一家在语言使用上的困境,展现了主人公一家通过自我审视,自觉树立民族意识的过程。金东仁的小说则呈现了韩国第二代殖民地人民作为日本的“二等公民”因日本人对韩国人的他者化态度的刺激,依靠光复等外在力量,确立民族意识的过程。第四章以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和安怀南的《暴风的历史》为比较文本,试图解析在光复后社会重构过程中,社会建设和清算附逆残余之间的关联性。吴浊流关注光复后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将附逆清算的不彻底性视为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整体性问题,并对国民的劣根性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安怀南则围绕光复后韩国社会中左右翼政治势力的冲突展开小说叙述,通过“亲日=附逆分子=右翼”这一逻辑进行社会批判,为了铲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安怀南强调民众的革命精神和凝聚力量。总而言之,本文通过比较光复后中韩附逆反思小说,试图探明作品中体现的重构个体的、民族的、国家的身份认同的过程。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韩知识分子在自我认知方面都意识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价值,即一方面具备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为弱者的平凡性,展现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的、理念的价值先于个体价值,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现象。而在重构民族意识方面,不管是主动或是被动,中韩都呈现出由模仿日本这一他者的他者模仿向自我模仿转换的特质。在光复后社会重构的过程中,中韩都重新发现或是设定了民族内部的他者,从而实现自我的确立,从中可以看出自我与他者间的关系被固化为或是对立或是统一的逻辑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