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进入文学世界。到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却有着对基督教文化热切的关注和表达，并因为有了基督教的指涉，现代文学发生了意义和语言形式的变化。仅仅是中国文学自身发生了改变，抑或是此时的基督教已经不是彼时的基督教？ 通过考察，本文认为这一文本历史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它特定的历史语境。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文学开始言述和表达基督教。但综观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文本，笔者发现，基督教在中国既是观念的存在，也有教堂、教会等实体形式；基督教在中国既有观念性的基督教，也有生活化的基督教。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表现观念性的基督教，把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知识“拿来”介绍或者理性地为我所用。他们的创作中，无论是题材的择取，作品的构思；还是艺术手法的采用，圣经典故的运用，都散发着浓郁的基督教色彩。但作家们表现基督教题材，使用圣经语言，并不表明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的宗教思想或者基督信仰，事实刚好相反，大部分作家在理智方面选择、认同基督教的价值理念，情感上却丢弃不了传统的文化因素，于犹疑、徘徊中自觉地与基督信仰保持距离；一小部分作家一度在情感上亲近并皈依基督信仰，却很难抵御外部政治环境的压力和各种历史思想的诱惑，自觉地疏远甚至放弃自己的信仰。鲁迅和曹禺堪称是两种态度的代表人物。本论文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一段“自觉和背离”的文本历史，历史同时也是话语的构造，在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特定时期内，现代文学正是凭借话语圈定了它的对象领域，树立起一个合法的视角，并由此建立起不断变更的历史法规，作为其价值取舍的准则。在这文史互为交错，互相依存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观、集体无意识、社会权威、个体欲望等等构成了强大的合力场，个体（作家）有意或无意中参与历史（文本）的创造，他们的作品同时承担了自我意义塑形与被塑形，自我言说与被权利话语所说，自我生命表征与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本论文以基督教文化为契入点，借助于对鲁迅、曹禺二人的文本在历史语境中如何变形、蓄积而成为一个意义增殖的文本的描述，揭示“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质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探寻事实性文本的意义真实性和价值可靠性，因为历史文本的真实意义只是在现时属已的精神意识的提问过程中才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