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商会”是一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第三部门组织现象。它是由同一原籍地的外来投资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其注册登记地依法自愿发起组建,带有原籍地行政区域名称特征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不同于中国其他经济类NGO的成长模式,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产物,异地商会产生于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由于它们的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相契合,遂以其强大的经济效应和独特的组织优势,逐步介入社会治理,并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异地商会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描绘其组织体系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它们的成长模式和行为策略,并探索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力。异地商会与其他类型的经济类NGO相比,其特殊性在于：(1)特殊的“双连结”现象。异地商会既是连结企业和政府的纽带,又是连结原籍地经济与所在地经济的窗口,这种独特而重要的社会功能使其组织模式更为令人关注；(2)特殊的身份。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异地商会由于没有明确的业务主管单位而不具备合法性,但它们却通过游说、谈判、嫁接等灵活方式以旺盛的姿态发展起来。(3)特殊的功能。它们不仅承担了一般商会的功能,为会员企业提供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为政府和企业搭建对话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合作开辟了新的领域,甚至上升为一·种地方政府间经济合作的有效机制。(4)行为的多样性。异地商会由于在成长过程中主导力量的不同,有的侧重于为会员提供公共服务和信息支撑,有的侧重于促进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有的侧重于运用各种政治策略影响公共政策。从成长模式来看,根据产生过程中主导力量的不同,异地商会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官民合作型和民间生发型。从行为策略来看,异地商会根据其发展程度和阶段的不同而灵活采用不同的策略,主要包括：服务会员策略、服务政府策略以及影响政策策略。其中,影响政策策略的运用最为广泛,已有研究表明,它们影响公共政策的策略大致有五种：制度化参与,信息咨询,利益代言,营造政治效应,广泛运用社会动员。本文将这些策略概括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核心——直接参与到决策制定过程,成为决策者；中心——影响决策者；外围——影响决策外围,以间接影响决策。在对异地商会的成长模式和行为策略进行理论提炼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核心的研究假设——成长模式是异地商会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也即不同的成长模式决定了异地商会不同的行为策略。(1)它们善于利用最“靠近”自己的资源来确定行为策略的选择：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异地商会是地方政府间的“外交”手段,主要行为策略是为地方政府间横向合作搭建平台和机制；由民间生发的异地商会是异地企业在所在地发展的“保护伞”,主要行为策略是影响政府决策,为会员企业争取资源和提供公共服务。(2)异地商会从成长模式出发,根据自身的发展程度和规模来决定行为重心是外围策略、中心策略,还是核心策略。(3)异地商会成长模式与行为策略存在“相互强化”效应,导致异地商会向官方和民间两极分化。本文选取部分天津典型异地商会作为案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然而,由于中国转型方式方面的一些特点,有些异地商会也存在着权力与资本在结合中形成官商利益共同体的问题。制度约束和法制化互动机制的缺乏使它们在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助益的同时也伤害了社会公平。为此,本文尝试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议,力图从制度层面促进其正面效应的发挥,抑制其负面效应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