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以美军为首的46万联军旋即占领了日本,数万名“战争新娘”应运而生,而日本文学中关于这一社会群体为主题的作品却门可罗雀。其中,有吉佐和子的长篇小说《非色》(1963年)描写了战后初期四位嫁给美国占领兵后移居纽约的日本姑娘的遭遇。作者通过对美国的种族歧视的揭露,也潜在地抨击了造成这四位姑娘命运悲剧的“战争新娘”这一被强加的历史身份。森村诚一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1975年)描写了著名时装设计师兼家庭问题评论家八杉恭子的悲剧人生。八杉恭子为维护名利地位,隐瞒自己曾经作过“战争新娘”的历史,并不惜亲手杀死千里迢迢来寻母的亲生儿子约翰尼。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被冠以“战争新娘”这一特殊身份,她们在日本战败伊始与美国大兵生成的种种情感纠葛导致后来的悲惨命运。这种悲剧与她们的个人性格不无关系,但更是时代的掣肘所致。不同的是,《非色》出自于女性作家之手,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聚焦于渡美“战争新娘”于六十年代初期的纽约生活,而《人性的证明》来自于男性作家笔下,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关注的是留在日本本土的“战争新娘”生活的七十年代中期。因此,以这两部作品为中心,结合翔实的历史考证资料,对文学形象和历史语境中的“战争新娘”进行分析,探究日本政府到民间对“战争新娘”产生误解和漠视的根源,揭示其面对战争所表现出来的集体失语症和民族耻辱感的根性。本文将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语境中的‘战争新娘’”、“日本文学作品中‘战争新娘’形象的滥觞”、以及“‘战争新娘’的历史认知价值”三个层面,着眼于“战争新娘”的文学视阈,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战争新娘”进行分析。以有吉佐和子的长篇小说《非色》和森村诚一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为中心,试图探究在二战后特定的历史时段中,被称为“战争新娘”的这一女性群体的悲剧命运及其文学形象所昭示的重大历史认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