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社会团体这种组织化的方式参与行政立法，在参与的形式及效果上，都有优于个体公民参与的地方。　　在参与的形式上，社会团体的组织性更强，其参与更为有序，有利于立法活动稳妥地推进。并且社会团体能更完整地参与到法规立项、起草、审查、评估等各个立法环节，更高效地与立法机构进行互动、交流，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其意见并影响立法过程。　　在参与的效果上，社会团体有效性更强，可以整合其成员的意见，将其更系统地在立法过程中表达出来。这种组织性较高的表达使其较容易被立法机构所吸纳，公众因此可以更有效地影响立法的过程及结果。　　但社会团体参与行政立法需要社会环境、立法机制的支持，还要以社会团体的自我建设为基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创建完善的立法机制以促进社会团体参与行政立法，实际上是提升中国参与民主的过程，是中国民主化进程可能的方向之一。　　2007年1月1日颁布、2010年12月1日修订实施的《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是我国首部规范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工作的地方政府规章。该《办法》的制定反映了广州市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快速发展。本文选取广州实施该《办法》后三个法规的立法过程为例，研究其中社会团体参与的形式与效果，分析广州地区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得到较快发展原因，指出其中隐含的提升中国参与民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