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洋庄氏自其始迁祖元代时由广东迁来,已历约三百年,称得上是明清时期南靖地方宗族发展史况的一个缩影和见证。庄氏大宗祠——房支祠的祠堂系统,构成了宗族祠祭的重要基础,且其房支祠在当地的散布和祠祭的兴盛,也见证了庄氏一族宗族繁衍的历程;而木主则成为联系祠堂与祠祭之间的重要媒介和祠祭实现形式。奎洋庄氏宗族祠祭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具体表现为祭田、家族福会和杉林等多种形式。在长期的宗族产业经营过程中,奎洋庄氏也实践出祠堂董事制、福会管理制和轮流值管的管理方式,既保证了族产的长期稳定运作,又为祠祭提供了坚实稳固的物质基础。清代庄氏宗族祠祭的具体面貌可直接见于其族谱所载祭祖仪节等内容。庄氏祭祖具体流程和内容,既对《家礼》的详尽规制有一定的承继,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自我调适。祠祭最具仪式特征和代表性的内容,为祭品与祭文。祭品的陈设受严格的家族礼制约束,也呈现出规约化特征,体现了宗族对于祠祭的严谨和重视。清代庄氏宗族祠祭呈现出“亲缘圈”外扩、祠祭礼制规约化和祖先与神明同祀的特点。通过祠祭,地方宗族组织,对宗族成员实现了较有力的统合和凝聚;宗族士绅阶层也通过祠祭的具体参与和相关规约的制定,实现了宗族权威的衍生,对乡里起着教化作用;祠祭也是联系海外、在台庄氏族人的重要纽带。祠祭或祭田也会引发宗族之间或内部的纠纷,频繁且耗费颇多的祠祭,也会引发家族和地方财产积累的减少与流失。祠祭作为一种中国宗法社会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动机——即以利益追求为终极导向,还是以慎终追远和礼义孝悌的儒家思想为根本。二者之间,义是群体功利追求得以实现的伦理基础,而利对义的回归,是礼义得以达成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