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参与。FDI的大量输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跨境生产资源,但是非耐心FDI的存在可能不利于增长质量的提升。出于对低廉生产要素的追求,相当数量的“游牧”外资“转场”于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缺乏长期规划和战略目标,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生态环境。汇率变化作为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能够通过对投资成本与收益的作用,引导外资结构调整,影响FDI对增长质量的作用。非耐心FDI属于风险极度敏感型资本,利润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耐心FDI则属于价值投资型资本,着眼于长期规划来实现其投资的持久回报和战略目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时,耐心资本的投资意愿因经济基本面走强而上升,非耐心资本则因投资成本上升而下降,外资游牧受到抑制。反之,则耐心投资的份额下降,外资游牧加剧。这种汇率变化对耐心投资和非耐心投资的识别作用即为“汇率甄别”效应,汇率变化正是通过这种甄别机制来影响FDI对增长质量的作用。本文尝试从增长质量层面考查FDI的作用,并深入探究FDI对经济增长质量行业结构演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引资效果的冲击。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省际及省际工业行业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采用加权平均法测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汇率甄别、FDI及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研究,主要为了回答三个问题: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如何?汇率是否影响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如果FDI对省际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它对于行业经济增长质量结构是否具有相同的作用?省际经济增长质量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FDI对整体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负作用,这可能是由于非耐心投资在我国FDI中占有较大比重;(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有助于改善FDI的作用;(3)汇率对FDI的积极甄别效应主要发生在升值初期,实际汇率的持续升值不仅无益于经济增长效率和可持续性的提升,还可能破坏经济结构稳定;(4)经济联系紧密度和资本流动倾向也会影响汇率的甄别效应,汇率甄别效果显著性与资本流动倾向成正比,与经济联系紧密度成反比。经济增长质量行业结构演化的实证结果表明:(1)FDI提升了高技术复杂度行业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对水平,在增长质量层面促使行业结构向高技术复杂度演化;(2)高技术复杂度行业FDI作用的累积效应明显强于低技术复杂度行业;(3)高技术复杂度行业FDI对于汇率变化并不敏感,这与省际层面的结论具有一致性,因为该行业以耐心投资为主。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本文提出了针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应当突出政府宏观管理,强化市场机制;发挥政府在引导外资结构、完善汇率市场化机制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