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在文学、艺术、考古、编辑、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等方面均有建树,而且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据笔者看来,郑振铎研究在其他方面成就颇丰,在翻译方面则成果甚少。事实上,郑振铎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艺术家、考古学家、编辑学家,还是一位翻译家。郑振铎不仅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而且就翻译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都提出了较有见地的观点。郑振铎在翻译工作方面的贡献在于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翻译理论建树和他一生对翻译的提倡、组织之功。笔者在广泛收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间的历史资料和大量阅读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笔者所能穷尽的有关郑振铎翻译活动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对郑振铎的翻译思想与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性的研究。以期使这位鲜为人知的当代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为更多人理解和关注。 郑振铎从“五四”时期起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事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他翻译了大量俄国和印度文学作品,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他还译述了一些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他从事翻译的时期正是我国新文学翻译事业的初期。他的译作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范围内发挥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翻译了一些在五四时期不受关注的国家的文学作品,带有填补空白和开风气的意义。据笔者统计,他的译作达一百五十万字之多。他不仅自己勤于翻译,更突出的是,他以自己主编的杂志和组织的文学社团为依托,大力提倡翻译活动,积极开展对翻译理论的探讨,以期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和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二十年代初也是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奠基时期,郑振铎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不仅在当时引起过激烈争论,而且在二十世纪末很多问题再一次成为翻译界争论的焦点。他论证了翻译的可行性,阐释了翻译的目的与功能,讨论了翻译的艺术,方法及原则;他最早介绍和评价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并评价和发挥了严复的“信达雅”之说;他最早探讨重译问题、文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