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礼学思想体系中,子思与孟子是两座不可跨越的里程碑。经过他们两人的拓展、演变,西周以来的外在礼制完成了内在化的历程,这对后世产生宋明理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他们所开创的内在化之礼经过后来宋明理学的精雕细琢,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的血液,成为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因此,笔者打算从天命观、性情论、对礼的阐释三个角度对他们礼学思想的延承、变迁,做一梳理,以期更好地把握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天命观是思孟礼学思想产生的底色,也是那时人们的共同思维意识。性情论是他们礼学思想的对象与基点,可以说,如果缺少“性情论”,他们的礼学思想就会显得空洞乏味。毫不夸张的说,他们在对礼的阐释中都有天命观、性情论的身影。因此,笔者认为对思孟天命观、性情论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思孟都受到西周历史传统的影响,他们的天命观都兼具人文性与宗教性,这是他们一致的地方。孟子的天有时具有义理性和宗教性的双重性,而且他还想恢复天已失落的权威,这是子思天所不具备的,可以说这一点孟子对子思进行了开拓性的延伸。在性情论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对此子思却并未有表态,这说明孟子对子思性进行了开拓。在礼学阐释上,他们都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在内在的德目与外在的伦理道德的相互摩荡中完成自我的超越。他们都十分看重礼仪教化,子思侧重的对人民进行是礼乐的引导,他比较重视古乐。孟子结合时代环境进一步发展了子思的思想,他认为古之乐与今之乐是没有差别的,关键要与民同乐。不仅如此,孟还主张如果对人民就行礼仪教化就要制民之产,这样人民才有恒心。可以说,在子思的基础上,孟子把礼内在化、道德化、生活化了。总之,笔者认为思孟之间的关系是传承中变迁、返本中开新。思孟这一系对中华民族道德伦理本位社会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