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与2004年以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截止到2013年底,虽然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在绝对量上跃居世界第三,但是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还未与国家经济发展、GDP相匹配。另一方面,中国债券市场存在许多不足,比如,不同类型公司之间的融资约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投资者保护还比较薄弱等。那么如何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保护投资者权益已经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另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债券市场功能(比如,促进经济增长、稳定金融秩序、分散投资者风险),最终为实现债券市场功能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及经验证据。但是,学术界对于影响债券市场功能实现因素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影响债券市场功能实现因素主要为:市场结构错配、政府干预与市场分割严重、监管失位以及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等。有研究认为,中国债券市场的监管主要呈现出多头监管与交叉监管的态势,这将会导致监管冲突、监管失位以及效率低下。然而,目前对于监管制度的研究还局限在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上,缺少定量的分析,且较少探讨政府监管对于市场各个功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与规范,社会监督的出现是否有助于解决市场存在的问题,是否能够促进债券市场功能实现,以及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对于债券市场功能实现的作用是替代还是互补的研究还处于空白。为此,论文以中国债券市场为研究对象,以投资者保护为视角,从企业融资约束、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债权人财富三个方面入手,利用中国债券市场2006-2013年企业发债数据,以媒体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替代变量,理论与实证分析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对于债券市场功能实现的作用。首先,论文以政府监管、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现状、监管现状及其特殊背景,借鉴博弈论相关思想,分析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对于投资者保护的必要性与有效性,以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其次,根据相应的研究假设,对相关变量进行定义、构建相应的回归模型,运用描述性统计、单变量以及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内生性等一系列计量经济学问题与相关稳健性检验后,得出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对于企业融资约束、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债权人财富的重要性。第三,检验不同政府监管质量、不同企业所有权性质对政府监管、媒体监督与投资者保护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论文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提出降低融资约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保护债权人财富的一系列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论文发现,在整体上,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保护(提高)债权人财富。然而,相对于政府监管,媒体监督在提高企业(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保护(提高)债权人财富作用上更显著。另外,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效率会受到不同监管质量或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即在不同的监管质量下,媒体监督效率体现出一定的差异,以及在不同的企业所有权性质下,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效率也存在差异。最后论文也发现,企业融资约束、资源配置效率与债权人财富三者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基于此,论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如下:1.政府监管、媒体监督与企业融资约束第一,政府监管质量越高、政府监管政策波动性越小、媒体监督越强,企业融资约束越小;然而,相对于媒体监督,政府监管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大。第二,随着政府监管质量的提高,媒体监督对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作用在减小,这也就是说,媒体监督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在低质量政府监管环境下更显著。第三,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监管降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大,而媒体监督只能降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作用不显著。所以总体上,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对非国有企业更有利。总之,论文的结论表明,目前的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都能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对于企业有效运行有着重要作用,然而整体上应该着重提高政府监管质量,从根本上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即在政府监管质量较弱时,媒体监督的作用更大,这暗示着,在现阶段的中国,政府监管质量与国外发达国家政府监管质量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政府决策者在提高政府监管质量的同时,更应该实现媒体监督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债券市场,由于政府负担的存在,政府会支持国有企业借贷行为,使得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而民营企业融资将会受到歧视,但这种歧视现象能够通过提高政府监管质量与加强媒体监督而减小。2.政府监管、媒体监督与资源配置效率第一,政府监管质量越高、政府监管政策波动性越小、媒体监督越强,企业或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然而,相对于政府监管,媒体监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更大。第二,随着政府监管质量的提高,媒体监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在降低。第三,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监管提高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更大,而媒体监督只能提高非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作用不显著,这说明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对非国有企业更有利。总之,论文的结论表明,目前的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都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且这种影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进一步,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互补性,这与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一致,即在政府监管质量较弱时,媒体监督作用更大。另外,国有企业由于政府负担的存在,会进行过度投资行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虽然随着政府监管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是,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更有利于提高非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3.政府监管、媒体监督与债权人财富第一,政府监管质量越高、政府监管政策波动性越小、媒体监督越强,债权人财富更容易受到保护与提高;然而,相对于政府监管,媒体监督保护与提高债权人财富的作用更大。第二,随着政府监管质量的提高,媒体监督对债权人财富的保护与提高作用在降低。这也就是说,媒体监督对于债权人财富的保护作用在低质量的政府监管环境下更显著。第三,相对于国有企业,媒体监督对非国有企业债权人财富的保护与提高作用更大,而政府监管只能保护或提高非国有企业债权人财富,对于国有企业债权人财富的保护或提高作用不显著。这说明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对非国有企业债权人更有利。总之,论文的结论表明,在公司治理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下,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确实能够提高债权人财富,这种影响可能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与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进一步,对于保护与提高债权人财富的作用,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即在政府监管质量较弱时,媒体监督作用更大。另外,由于国有企业存在政府部门的隐性担保,政府监管或媒体监督对于国有企业债权人财富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债权人财富的影响显著。基于上述的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论文丰富了政府监管、媒体监督、融资约束、资源配置效率与债权人财富的相关文献研究,为以后研究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论文扩宽了既有研究视角。目前国内对于政府监管有效性则主要通过检验证券市场有效性,以及使用事件研究法来证明,但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chenetal.,2011;田野与陈全,2012),鲜有文献对政府监管进行量化,具体研究政府监管的经济后果。另外,已有文献主要从代理成本、财务重述、盈余管理、高管薪酬监督角度研究媒体监督的公司治理效应(戴亦一等,2011;杨德明和赵璨,2012)。然而,论文在对政府监管质量以及媒体监督强度进行量化的基础上,从企业融资约束、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债权人财富三个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监管、媒体监督对于投资者保护的作用,提出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丰富了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功能的文献研究。第二,论文丰富相关理论证据。利用博弈理论,构建混合主体博弈模型严谨阐述了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首次以中国债券市场为对象,结合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与监管现状,对Glaeser and Shleifer(2003)与La Porta et al.(2006)关于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谁更有效的争论进行了检验。通过理论分析与检验,提出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在目前中国债券市场中是同等重要的,且它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些结论丰富了中国债券市场多层次监管理论。另外,论文从也进一步证实了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与过度投资的现象。第三,论文借鉴相关最新文献对相关变量衡量方法进行改进。在资源配置效率衡量上,以往文献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主要在Richardson(2006)与Wurgler(2000)的模型上进行扩展,但是相关衡量存在一定的问题。论文则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借鉴Bartelsman et al.(2013)思想,对行业生产率分解获得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借鉴Abiad et al.(2008)思想,使用企业的托宾Q计算非平衡指标获得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在融资约束衡量上,国内研究照搬国外融资约束SA指数的计算公式,忽略了中国制度背景以及企业特征,论文借鉴KZ指数构建方法构建SA指数,并对SA指数进行验证。在债权人财富衡量上,论文则采用了债券信用利差进行替代。所以,通过对上述变量衡量方法的改进,一方面使得论文结论更加准确,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相关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