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历史源远流长。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化强国战略的成功实施促使中国文化产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并逐步成为了中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重要抓手的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把推进经济数字化转型与实施国家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有力推动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从理论上看,传统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大多从供给端视角出发,认为生产成本或者资源禀赋所赋予一国的比较优势是产生贸易的根源。随着国际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理论也随之得到补充、发展和延伸。但是,基于数理模型和经验总结的经典贸易理论毕竟无法完全适用于不断变化中的贸易发展和现实需求。对于文化产品贸易而言,在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与政治价值共同作用下,决定了其并不能等同于传统的货物贸易。此外,贸易双方拥有一定的文化认同感是文化产品贸易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仅凭供给视角的贸易理论似乎无法完全对其进行解释。显然,供给端、需求端、流通端都应该纳入文化产品贸易的研究范畴。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以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不断普及、升级,已广泛地渗透到贸易及产品的生产、交易、传播等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丰富了经典贸易理论的适用性。数字经济以其可以提升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推动组织创新的优势,为研究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平台。从现实情况来看,早在2010年,中国就已赶超美国,并且连续多年保持世界文化产品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截至2019年,中国文化产品贸易总额1114.5亿美元,是2005年的5.95倍。其中,文化产品出口额998.9亿美元,是2005年的5.67倍。本文认为,中国文化贸易获得如此显著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文化交流愈发频繁,增进了贸易国家及地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推动了文化产品的出口和传播;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文化产品贸易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并创造了更加丰富的贸易模式和文化产品形态。可见,基于经典贸易理论,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是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落实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也是解读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全新视角和有益探索,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那么,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多维距离视角下的经济、文化、制度距离对数字经济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带来怎样的异质性影响?基于这些思考,本文将围绕“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这一主题,从以下四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本文的第1-2章明晰研究主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对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并且要从数字经济、文化产品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对近年来的国内外文献及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进而理清有关研究主题的研究脉络。第二,本文的第3章从中国文化贸易的历史演进、现状及趋势入手,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化贸易的历史演进、现状与发展趋势。具体而言,一是梳理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历程;二是介绍中国当前文化贸易的发展现状;三是基于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现实,叙述数字经济促进文化贸易发展的趋势。通过定性描述性分析,凸显出中国文化贸易数字化进程加快、贸易质量不断提升的现状,并且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政策建议做好铺垫。第三,本文的第4章在总结既有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模型适用性的基础上,基于模型推导,论证数字经济与贸易结构、贸易成本的关系。进而,从数字经济为贸易活动“降本增效”的特性入手,着眼于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供给端、需求端和流通端,构建了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理论框架,并详细分析其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机制,有哪些特征。这样既从理论的角度解释了数字经济为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降本增效的原理,也为接下来的实证部分奠定了扎实的理论支撑。第四,按照“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的思路,本文的5-7章为实证检验与分析部分。首先,从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总量层面就“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通过构造回归模型、选取变量,进而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即基准回归）。并且探索数字经济对不同的文化产品类别、在多维距离视角下不同的经济、文化、制度环境对其的影响效果。其次,基于总量层面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地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即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视角深化研究。一方面,探寻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总量层面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增强结论的稳健性、说服性。同样,还探索了多维距离视角下,经济、文化、制度距离对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的作用效果。此外,还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降低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成本的理论机制。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贸易成本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的计量模型,试图从贸易成本的调节效应的视角进行探索:对于不同的贸易成本而言,数字经济对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有何影响、作用效果是否相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发展现状及趋势看,数字经济促进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必然的趋势。文本通过梳理、总结文化贸易的历史演进历程、现状与发展趋势,发现随着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化转型正在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产业数字化成为明显趋势。通过对文化贸易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快速发展、结构优化是其中的主旋律。特别是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使文化贸易不断迈向新高度,其中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占有绝对优势。相比之下,文化服务贸易虽然在近几年获得快速发展,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贸易额远低于文化产品贸易,所占比重较低,且国内、国际针对文化服务的统计口径仍不健全。从发展趋势上看,数字经济为文化贸易开启新的市场、拓展新的消费空间、推动完善贸易政策,是促进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从理论机制上看,数字经济丰富了经典贸易理论的适用性,并为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赋能,使之发生良性变革。首先,本文从数字经济、贸易理论与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内在逻辑入手,论证了数字经济丰富了经典贸易理论的适用性,经典贸易理论对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适用性,以及数字经济对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赋能与变革。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经典贸易理论都适用于分析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相较而言,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模型和范式在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相关研究中非常适用,且代表数字经济的互联网使用、信息技术、网络发展水平等变量不断地被纳入到这些经典贸易理论模型中去。本文发现,数字经济凭借信息技术等通用目的技术,在进行文化产品贸易的过程中,广泛地作用于贸易供给端、需求端和流通端,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降本增效”。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降低供给端的生产成本,需求端的信息搜寻成本,以及流通端的运输及沟通成本。在提升效率方面,可以在供给端优化组织分工,提升生产效率;在需求端优化用户体验,提升消费者效用;优化贸易结构,降低企业参加国际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门槛,进而实现文化产品贸易的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更进一步地,本文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证实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基于降低生产成本、沟通成本、信息搜寻成本等方式展开。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得文化产品出口厂商可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贸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有效降低、沟通成本得以减小,进而促进两国（地区）间的文化产品贸易往来。此外,数字经济使用程度提高有助于出口企业国内销售及出口量的增加,且出口贸易占比会进一步提高。第三,从实证检验上看,近20余年来数字经济整体上显著正向地促进了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并且是沿着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方面作用的。其中的异质性也比较明显。一是对于不同类别的核心文化产品而言,数字经济对其出口的影响效果有所不同。出口目的国互联网使用比例显著正向地促进了中国除文化遗产类之外的出版物类、音乐和表演艺术类、视觉艺术类和视听艺术类等4类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中国互联网使用比例显著负向影响了文化遗产类、音乐和表演艺术类文化产品的出口,显著正向影响了视觉艺术类文化产品出口。但是,对出版物类、视听艺术类文化产品的影响并不显著。经过研究分析,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产品特质、供求关系以及市场环境发展趋势造成的。二是对于不同的数字经济传播渠道而言,移动手机作为互联网最主要的接入环境（设备）之一,其用户的增加带来的文化产品出口效益要比固定宽带用户增加效果更好,“一部手机即可参与国际文化贸易”成为现实。三是从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的视角而言,出口目的国（地区）互联网使用比例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的影响要低于对扩展边际的影响。这说明数字经济无论是对于文化产品出口量,还是对于市场的广度与深度,都有促进作用,并且在匹配文化产品与新市场（消费群体）需求方面存在更高的效率和更多优势。稳健性检验显示,在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起步及快速发展阶段,出口目的国互联网使用比例的提升为我们开辟新的贸易市场做出了贡献,而中国的国互联网使用比例的提升为我们巩固既有贸易市场做出了较大贡献。在中国文化产品贸易新机遇阶段,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互联网使用比例的提升带来的对文化产品出口扩展边际的效果要高于出口目的国互联网使用比例的提升带来的效果。四是随着贸易双方经济、制度、文化距离的增大,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减弱,并且这种影响都是沿着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扩展边际发生的。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即使为文化产品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提升了效率,但无法减弱与新的贸易伙伴建立贸易往来时,双方“先天性”的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这将势必减弱了数字经济对文化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第四,从数字经济与贸易成本的实证结果看,贸易成本对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存在调节效应。本文发现,对于生产固定贸易成本而言,生产固定贸易成本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越大,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甚至克服生产固定成本带来的负向影响。其中,生产固定成本的调节作用可以通过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影响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对于贸易流通成本而言,流通成本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越大,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甚至克服流通成本带来的负向影响。其中,流通成本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对于沟通成本而言,沟通成本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越大,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甚至克服沟通成本带来的负向影响。其中,沟通成本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当前研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数字经济发展的文献及成果不胜枚举,而鲜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献。本文将数字经济、文化产品贸易与经典贸易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试图构建数字经济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分析框架。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历史回顾、现状分析、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从而得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稳健可靠的结论,为学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第二,本文系统分析了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机制。本文从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底层逻辑、供给端、需求端和流通端分别进行分析,系统论述其为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降本增效的作用机制,基于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构建了数理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规模及结构的渠道,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也是对既有文献的有效补充。第三,本文提出了文化认同对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异质性影响及其重要性。虽然有较多的既有文献证实了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得益于供给端的规模经济（本地市场效应）,但本文认为国内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出口目的国的文化需求（即文化认同或文化折扣）都是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虽然以降本增效为抓手提升了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质量,但贸易双方“先天性”的经济、文化、制度差异仍会对文化产品出口产生明显影响,甚至减弱数字经济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因此,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是促使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