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通俗文学打破了诗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拟话本小说正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以其多角度的题材,明白晓畅的语言和生动细致的描写,表现了市井大众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并且通过口头或是书坊刻印的方式进行传播,将明代市民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其中,凌濛初编撰的“二拍”和陆人龙、陆云龙兄弟编撰的《型世言》可算是拟话本小说巅峰期的作品,在明末盛行一时,在今天更是当之无愧的名著,其思想、内容等方面极具可读性,对当时世俗社会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反映,颇具研究价值,引起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相较于成书更早的“三言”,“二拍”和《型世言》较少取材于宋元话本,更多地是由作者根据文人笔记撰写而成,作品的思想意识也更为统一,因此,有更强的可比性。但是,目前的比较研究中,仍然是以“二拍”和“三言”的比较占主流,关于“二拍”与《型世言》的比较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以陈迩冬、郭隽杰两位先生校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和陈庆浩先生校注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型世言》为研究对象,将“二拍”与《型世言》做为并列主体,分四章进行整体比较,对两书的创作心态、人物形象、语言艺术和叙事操作等方面进行探讨。论文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叙述:第一、对“二拍”与《型世言》的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文献综述,本章对“二拍”与《型世言》比较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说明,并说明了论文的研究范围,为论文的进一步展开奠定基础。第二、整体比较凌濛初和陆人龙的创作观念,从“二拍”和《型世言》的创作动机、小说审美诉求和思想渊源三个角度分析凌濛初和陆氏兄弟的创作心态;凌濛初和陆氏兄弟同为文人,但在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又有差异,就导致了凌濛初和陆人龙的创作理念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两人都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强调文学对人的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但凌濛初对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同样重视,做到了寓教于乐,能够使得读者“拍案惊奇”;而陆人龙、陆云龙兄弟则将拟话本小说视为教化的工具,更注重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第三、选取了“二拍”和《型世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人、商人、官吏、女性四类形象,对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拍”中的人物,无论是文人、商人、官吏还是女性,都普遍具有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符合市民阶级的行为习惯,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随着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市民意识;而《型世言》中的人物形象,虽亦出自明末的文人作品,却没有显示出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新风气,而是全表现出对旧的伦理道德的狂热化追求。第四,从叙事语言、人物语言和评论性语言三个角度对“二拍”和《型世言》的语言艺术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叙事语言方面,“二拍”具有通俗化的特点,而《型世言》则加强了文人性;“二拍”的人物语言注重口语性,而《型世言》的人物语言更为个性化;在议论性语言上,“二拍”的评论性语言涉及的范围较广,而《型世言》中的评论性语言则是专注于训诫。第五、对“二拍”与《型世言》的叙事操作进行比较,在叙事操作上,“二拍”在文本体制、叙事方式和角度和手法上都奠定了拟话本小说的典范形式;而陆人龙则独出机杼,并没有因循拟话本小说叙事的典型范式,在各个方面都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进行了调整,对之后的拟话本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于认识事物来讲,比较是一种客观有效的方法,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不但使得“二拍”和《型世言》的各方面能清晰地凸显,更容易辨别两书的同与异,以及“二拍”和《型世言》两书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