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是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之一，也是宝贵的蒙古族历史、文化和文学遗产。《蒙古秘史》原书为蒙古族官修秘史，内容涵盖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学和文化等历史资料，被誉为“蒙古族百科全书”。按照学术界的推断，截止到2014年，《蒙古秘史》已成书774年，主要记载了从远古时期到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为中心的蒙古族官修历史。由于畏吾体蒙古文原版本早轶，《蒙古秘史》流传至今最早的版本是由明朝翰林院官修的汉字注音本。该版本又称《元朝秘史》，主体部分为以明朝汉语的汉字标注的原蒙古文读音注音（汉字注音），并附有汉语逐字翻译（旁译）和各章节概括大意（总译）。正是由于明朝传世文本版本构成的特殊性，《蒙古秘史》被誉为“千古奇书”，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国内外对于《蒙古秘史》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历史学、秘史学、文学和人类学领域。在文学方面，研究多集中在古籍整理与蒙古语原文复原研究。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今，尽管世界各国不断涌现出不同语言的译本，《蒙古秘史》翻译研究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寥寥无几。鉴于文化翻译研究在《蒙古秘史》翻译研究中仍为学术空白，本文将以三个英文全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文化翻译方面对原文文本和译本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使得学术界对翻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将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也纳入了研究范围。正如文化翻译理论的研究代表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其书中屡次提到，文本不是在真空中写成的，因此，翻译也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除语言之外，翻译还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及文化万象的制约，按照重要次序依次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文化万象及语言。鉴于此，翻译实际上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而《蒙古秘史》的翻译也不例外。本文以《蒙古秘史》柯立甫英译本、奥侬英译本修订本和罗依果英译本修订本为研究对象，以文化翻译研究，特别是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作为理论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形态、文化万象和语言这四个层面对原文和译文文本进行对比研究，深入剖析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文化万象和语言对《蒙古秘史》文化翻译的影响，综合分析与评价各译本的优劣得失，试图推断三个文本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并证明在《蒙古秘史》的三个英文全译本中，译者的意识形态在翻译中占据统领全局的地位。希望本文能够为推动《蒙古秘史》文化翻译研究尽一点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