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的历史表明,其成员国进行与联盟有关的各种行为并非是主流联盟理论所主张的对权力、威胁或利益的反应,而是为了获取安全。各成员国在采取某种行为前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本文称之为收益估算。北约是否采取行动以及其他成员国与美国如何互动取决于双方收益估算的相互作用。推而广之,北约与其他国家是否合作以及它们之间如何互动也取决于收益估算的相互作用。收益估算的相互作用会使各国采取硬制衡、软制衡、地区制衡、追随、协作等行为模式。现有关于北约介入亚洲事务的研究集中于对北约阿富汗战略和北约在各个伙伴关系机制或亚洲各个区域中伙伴关系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北约行动范围全球化的背景下,从整体上探讨北约系统性介入亚洲事务的动因、进程和未来,以此来评估北约在亚洲的存在对北约转型的影响,预测北约全球化的未来。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北约介入亚洲事务事实上是一种联盟理论语境中的双重有限追随行为。一方面,欧洲国家(包括加拿大)与美国面临着共同的来自亚洲的威胁,欧洲国家愿意追随美国以北约的名义介入亚洲事务,但同时美欧对亚洲的威胁和应对手段又存在分歧,对美国的追随存在一定限度；另一方面,北约在亚洲地区的伙伴国需要借助北约来提升自身防务能力或制衡地区大国,但整体而言欧洲国家希望将与亚洲伙伴国的合作控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之内,同时一些伙伴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与北约的合作中也有所保留,这导致了绝大数伙伴国对联盟的追随也存在一定限度。因此,北约在介入亚洲过程中存在着联盟内外的双重有限追随现象。北约介入亚洲是北约冷战后转型的必然结果,“9.11”事件加速了北约介入亚洲事务的进程。在安全全球化的时代,北约必然面临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安全威胁,北约的前摄性介入可有效降低联盟面临的安全挑战与风险。亚洲许多国家存在输入安全和防务能力提升的需求,同时引入区外安全行为体有助于平衡地区大国的安全影响。“9.11”事件使过去西方设想的安全威胁成为现实,联盟加快了迈向亚洲的步伐。“9.11”事件后,北约开始大规模系统性地介入亚洲安全事务。美国希望北约介入亚洲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欧洲国家认为北约的首要使命是欧洲-大西洋地区的集体防御。北约在阿富汗的经验证明,北约在复杂的危机地区执行使命存在诸多能力短板。北约内部对于欧洲以外的大规模域外行动存在巨大分歧。北约亚洲伙伴关系网络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亚洲伙伴国的防务能力和双方的安全合作水平。亚洲伙伴国也为北约参与亚洲事务提供了便利和协助,在阿富汗等行动中帮助北约分摊了风险和成本。但由于北约内部对伙伴关系的分歧与亚洲伙伴国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双方的合作将长期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北约介入亚洲事务既为中国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带来了挑战。中国与北约在阿富汗问题、危机管理、海洋安全中的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着合作的可能性。与北约合作有利于促进中国的防务现代化和相关能力的提升。同时,北约参与亚洲事务也使中国在阿富汗问题、国际安全话语权和防务信息与技术保密等方面面临风险。尽管如此,只要中国能够合理应对,中国和北约间一定能够实现互利双赢的合作。北约介入亚洲事务对于北约全球化战略具有指标性意义。在安全全球化的时代,北约必然会实现其功能全球化。北约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战略行为体并不意味着北约会对域外的危机不加选择地进行干预,也不意味着北约会在全球招募成员国。所谓的北约全球化更可能的是对危机地区进行有选择有限度的干预,在发展伙伴关系时主要集中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时兼顾新的伙伴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