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揭开了我国近代银行业历史演进的序幕。1908年,清政府颁布《银行通行则例》,它是我国第一部银行通行法规,标志着我国银行法律的开端。北京政府时期《银行通行法》虽然只是起草,没有正式对外公布施行,但它依然在近代中国的银行法律体系建设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近代银行法经过清末的初创到民国时期逐渐发展完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般银行立法以1931年《银行法》和1947年《银行法》为标志,其中,1947年《银行法》是近代银行立法的一个里程碑,代表了近代银行立法的最高水平。在这近40年的立法进程中,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主观上都在尝试并且努力建成一个既能吸收容纳世界最新的法制成果,又能够符合当时本国国情的银行法体系。本文利用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的丰富原始书稿、档案,对晚清以来中国金融法规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1931年《银行法》、1947年《银行法》作为研究对象,从新旧两部银行法的立法背景、出台后的各方反应、法律实施效果等方面尝试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1931年制定的《银行法》出台后,各方反应强烈,尤其是遭到钱业公会的大力抵制,最终导致其没有得到施行成为空法。1947年制定的《银行法》出台后基本得到社会各方的赞同,但遗憾的是,它在大陆地区实施效果甚微,在国民党政府战局失利退避到台湾地区后,这部《银行法》成为了我国台湾地区银行制度的发展源流。1947年《银行法》相比于1931年《银行法》进步比较明显,在法律条文方面,纳入《银行通行则例》、《银行通行法》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又对银行作细致分类,并分别进行规定,最后又统一于这部《银行法》中。这样做在保证对各类银行的监管全面有效的同时,也扩大了监管的范围,并且做到集中管理。在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方面,也对存款和付款准备金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而且专门针对外国银行设立单独的一章进行管理,这样就可以以法律的形式将外国银行纳入管理范围,进行集中管理,有利于中国银行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另外,本文尝试将1931年《银行法》、1947年《银行法》与美国1864年《国民银行法》、1933年《银行法》分别进行横向比较,以期得出银行立法的经验及教训,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银行法律体系提供借鉴。美国1864年《国民银行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法,留学欧美多年的马寅初在草拟1931年《银行法》时对期进行了借鉴,但因其超越了当时中国的国情,遭到各方反对而最终未能实行：美国1933年《银行法》,是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导致银行体系几乎崩溃的情况下制定的,而在此十四年之后,刚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国,在制定1947年《银行法》时,自然借鉴了其法律文本中的精华部分,而且因其契合当时国情,深得各方赞同。南京国民政府的两次立法实践启示我们,在银行立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引进国外先进发达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而且要真正贴合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实际,既不能超越也不能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