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作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未来利益的分配契约，被认为是有效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工具，在西方资本市场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高管中普遍实行，成为管理层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激励措施最直接的效果是影响管理层的行为，它使企业高管层的决策行为与公司的长远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05年以来，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以及证券交易所等一系列相关法规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相继出台，迅速推动了中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行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践与公司投资行为的关系，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股权激励的实施是否会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治理效应是否相同？股权激励及管理层治理因素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诸多与之相关的问题都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其投资特点、现金流量、管理模式存在差异，导致其投资倾向不同。本文按现金流量特征对上市公司进行生命周期划分，分阶段研究股权激励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本文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理论上界定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概念与内涵；分析投资非效率原因以及不同生命周期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形成机理；分析不同周期中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特征、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优化、公司不同制度安排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等。在统计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现状基础上，根据不同周期企业特点分别假设其投资倾向，运用回归模型进行检验，进一步考察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在不同制度安排下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初创期上市公司较多的表现为投资不足，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初创期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成长期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现象，股权激励的实施有效抑制了投资不足倾向；成熟期的上市公司较多表现为投资过度，实施股权激励加重了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董事长与经理两职分离监督约束作用因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不同而不同，股权集中度越高，投资行为越倾向于非理性。针对实证分析的结论，在薪酬契约设计方面，提出针对性制定激励策略、长短期激励相结合及固定工资与变动收入相结合等对策建议；在相关配套机制建设方面，提出改进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完善经理人市场、培育成熟理性的资本市场等方面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