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人类生活的根本保障,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土地。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损毁、土壤污染等问题也日益严重。特别是煤矿区,随着煤炭资源开采规模和强度的扩大,累积效应与滞后效应带来的土地生态问题更为严重。在我国,90%的煤炭资源分布在大陆干早、半干早气候带,这些植被覆盖率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不合理地超强度开发煤炭资源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生态窘境。为此,在合理开发煤炭资源的同时,实时开展受损土地的复垦治理,以维持矿区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土地利用效益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表现,因此,客观评价矿区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有助于推动矿地资源的协调开发。基于此,本文首先系统分析了矿区土地利用效益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煤矿区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引入力学分析方法,建立了矿区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模型;据此以山西省朔南矿区为例,利用矿区2010-2015年间土地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评价了矿区土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差异和变化规律。最后,从时空视角分析了投产前后,矿区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综合效益及其变化。研究发现:(1)煤炭资源开发是矿区土地利用改变的原动力。煤炭资源开采造成并加快了矿区土地利用的变化,加剧了矿区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随着煤炭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矿区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对综合效益的推动作用由弱到强;而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对综合效益的推动作用由强到弱,甚至演化为负效益,且生态效益作用拐点滞后社会经济效益作用拐点约1-2年,基本符合矿区土地资源生命周期规律;(2)矿区土地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一方面,投产前后,矿区土地利用效益Moran’I指数均大于0.8,即呈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矿区土地利用效益表现出空间集聚性,生态效益低-低聚集区域、经济效益高-高聚集区均向生产区域移动;社会效益部分高-高聚集区域因受损土地的影响变得不显著;(3)受煤炭资源开发的空间接替影响,在煤炭采掘、加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带动下,虽然矿区内村庄、城镇等建设用地的社会经济效益等级不断提升,但受到生态环境破坏的影响,综合效益等级下降,2015年,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四级区域面积比2010年增加3377.25公顷,且与煤炭资源开发的时空范围保持一致。可见,矿区土地利用效益的提升得益于煤炭资源的开采,但随着煤炭资源开发规模和强度的扩大,矿区土地利用效益并非持续提高,甚至出现降低。据此,本文基于综合效益最优化验证了应合理开发煤炭资源,并及时进行土地综合整治,并提出了确保煤矿区可持续发展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