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普遍存在于各种文艺形式、文学体裁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关于幽默的界定,众说纷纭,但本论文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作品中的言语幽默。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日益加强。作为人类文化重要载体的文学作品,一直都受到大众的青睐。为了满足人们对异域文化的需求,文学翻译作品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幽默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的难点。关于幽默的翻译,本文作者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发现,普遍的观点是某些言语幽默是不可译的,一些学者甚至同意,由于语言和文化因素方面的桎梏,幽默翻译跟诗歌翻译一样令人绝望(金绍禹,1984：485)。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幽默翻译理应成为文化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语言幽默首先是一种修辞现象,因为几乎所有的语言幽默作品都是通过一定的修辞方式表现出来的。本论文从修辞的角度入手,探讨文学作品中幽默的翻译。虽然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为幽默的翻译带来重重困难,但是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到来,人们对翻译的标准有了新的认识。基于此,幽默又是可译的。功能翻译学派认为,“在文学翻译中,人们希望译者不仅传递出原文的信息,而且要表现原文传递信息的具体方式”(Reiss,1971:42),所以保持原文的形式美是文学翻译的关键。为了使原文和译文在文本功能和效果上真正实现对等,传神而又准确地重现原文的形式,译者不仅需要精通两种语言和文化,而且还要积极发挥创造性。修辞手法的应用是小说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一方面要优先考虑修辞手法的再现,但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语言在表达和文化上的差异,从而保证译文能够符合预期接受者的表达习惯。《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一部力作,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史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夏志清语)。《围城》里形式多样的修辞手法的运用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钱钟书幽默讽刺的语言风格。为了让阅读译文的读者得到与阅读原文的读者同样的感受,体味到这些修辞格所带来的美的艺术感受,译者需要尽力将原著中的修辞特色忠实地在译文中反映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译者首先要彻底了解原作中形式各异的修辞格的功能,用心揣摩原作者的意图,挖掘隐藏在修辞格背后的深层含义,并能灵活处理汉英修辞的差异,从而使修辞格的原文与译文达到功能对等的效果。本文以《围城》英译本之一的凯译本为例,从幽默修辞的结构模式入手,对该小说中的幽默修辞手法进行归类,并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构成机制予以说明,从而为不同幽默修辞手法的翻译提供一个合理的语言形成的基础,进而探讨文学作品中幽默修辞的翻译方法。根据目的论,决定翻译目的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便是受众,即译文预期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特定的翻译目的来调整翻译策略,从而产生“目的语情境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服务的语篇”(Vermeer,1987:29)。《围城》英译本的目的是使英语读者“产生对钱钟书和他的作品更大的兴趣”(珍妮·凯利与茅国权语)。这样的翻译目的要求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一方面应该忠实于原作者(钱钟书),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译文阅读者的接受能力。该小说英译文Fortress Besieged实质上是译者在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做出妥协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做出妥协的结果(郅丽梅,2006)。根据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幽默翻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其翻译策略的制定应能够实现翻译纲要中确定的幽默目的。鉴于此,本文对《围城》中的一些幽默语句进行分析,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和依归,探讨幽默修辞从中文翻译为英文过程中幽默效果传递的情况。论文第一章简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对象、目的、意义、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整体结构。第二章简要地对幽默源起、概念及《围城》翻译的相关研究做了回顾。第三章是本文关于《围城》中幽默相关辞格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幽默修辞的六种结构模式、汉英幽默修辞的异同、合作原则及功能翻译理论。第四章以《围城》为个案研究对象,从幽默修辞的六种结构模式入手,将《围城》中常用的一些幽默修辞手法进行归类,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标尺来衡量从中文原文到英语译文幽默效果的保留情况。第五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并得出如下结论：由于人类认识具有普遍性,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幽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译的,但涉及到文字游戏的语言幽默及跟文化紧密相关的文化幽默的翻译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这不应该成为译者放弃翻译的理由,而应当充分发挥能动性与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为幽默的无国界传播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