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了主要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与劳动强度、时间投入不成比例，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依然偏低，无法在城市中更好的生存，使得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受限，实现收入市民化才是真正市民化的直接体现。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对农民工的相关政策调整有利于经济的平衡、健康、稳定发展，并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异质性分化，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要群体，两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但是他们不仅缺乏一定的农业技能，还具有劳苦规避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关乎于中国经济的长效发展，尤其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需要以实现农民市民化为基础，而农民市民化就意味着收入市民化，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收入的改善更应得到重视。随着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中占据的份额逐渐增大，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在城市中发展其收入水平的提高仍然面临着多重因素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变化、户籍制度、人力资本水平和最低工资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基于上述背景从不同的逻辑视角对农民工的工资机制展开详细论述，并从实证角度加以验证。既为合理完善农民工工资决定机制，也为稳步提升农民工收入提供正确的政策调整建议，还为实现农民工彻底市民化提供必要的基础。　　从农民工工资的本质、形式和增长历程，分析影响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外在和内在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户籍制度限制、人力资本提升和最低工资政策调整。结合上述相关因素的分析，对各个逻辑视角的发展背景展开分析，首先，梳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情况，主要分析劳动力供给下降和高素质劳动力需求上升的劳动力市场现状。其次，梳理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主要分析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演变和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制度变迁情况。再次，梳理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主要分析农村教育的政策变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和农村教育的现状及问题。最后，梳理最低工资政策的发展实践，主要分析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最低工资的特征及问题和最低工资标准与农民工工资。通过本章的相关背景梳理，为后续不同逻辑视角的研究奠定基础。　　根据农民工的工资决定:劳动力市场的逻辑视角讨论，从劳动参与率与整体歧视、劳动参与率与区域歧视和劳动参与率与行业歧视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结合劳动参与率变化下给予农民工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影响的经验考察，通过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证实了理论假设，并通过删除异质性样本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随着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农民工受到的工资歧视下降，“户籍制度”的作用在逐渐减弱，而市场调整的作用不断增强;但在发达地区受到工资程度的下降速度大于欠发达地区，在中高收入行业的工资歧视上升，对于低收入行业而言，工资歧视则呈现相反的趋势。可见未来整体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下降，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更加广泛，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分化，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人口红利减少，反向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相应对于人才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　　根据代际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户籍制度的逻辑视角讨论，结合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区别和特点，基于个体劳动力供给和均衡工资率理论，分析两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均衡中的工资差异，从理论角度分析户籍制度对两代农民工的影响。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从实证角度考察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差异情况，并通过删除异质性样本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虽然户籍限制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距，比起老一代农民工相应歧视状况下降，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劳苦规避型特点，他们在建筑业主导区域就业的概率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主导区域就业的倾向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因此在上述两个领域受到工资歧视要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资差异下降，说明工资歧视也下降，说明国有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增强，同样在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也是如此。可见，虽然户籍限制影响下的农民工代际区域、行业分布和歧视呈现不同，但是户籍制度仍是横在农民工工资收入与城市劳动力工资收入之间的重要障碍，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亦是如此。　　根据代际农民工的工资决定:人力资本的逻辑视角讨论，借鉴人力资本投资模型，推导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代际差异情况。利用扩展的明瑟工资方程从实证角度考察农民工及代际收入决定方式给出多维估计结果从而全面考察分化特征，并利用分位回归方法(QR)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比老一代的要高很多。考虑学校教育与工作经验之间的替代关系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学校教育的经济价值将大幅度下降。对于两代农民工来说，初中学历主要扮演外出打工教育门槛的作用，对提高收入作用不显著。对最高学历为高中的农民工（无论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来说，职业教育收益率高于普通教育收益率。因此，对后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应政策措施需加以完善。　　根据代际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最低工资的逻辑视角讨论，通过理论分析最低工资水平提升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延伸到对农民工代际群体的影响机制。使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分位数回归方法和Heckman两步法，在考虑最低工资水平提升的就业效应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水平调整对农民工工资影响，并从群体异质性的角度深化研究，并利用反事实分析方法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未考虑就业效应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对农民工的收入正效应存在高估;在考虑就业效应的前提下，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对老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效应高于新生代农民工，但是需要承受较高的就业负效应;对初中及以下学历组、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农民工存在收入正效应，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效应影响较大。说明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的收入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建立就业负效应的基础之上的，针对两代农民工应对最低工资水平提升的不同表现，需给予一定的辅助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负效应，提高收入的净效益。　　本文的相应政策建议是:　　1)继续放松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针对不同区域和行业建立合理的应对劳动参与率下降策略;2）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农民工中高收入群体，完善老一代农民工的返乡机制;3）健全农村教育改革，重视后义务教育阶段，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加强义务教育的多元化发展;4）全面落实最低工资标准，避免其负效应实施外部人辅助措施，并制定准确的调整依据。通过多重政策的匹配调整，提高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资水平，实现真正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