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生代的出场及其被认可为一个文学代群，是九十年代—个惹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与当下的文化语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论文将晚生代作家界定为在九十年代的相对宽松而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介入全球性的边缘话语并转换了文化身份的一批年轻作家。他们普遍以60年代出生为主，后起于先锋和新写实，以个人化写作取得边缘立场，然而他们的边缘性的文化身份在文本表述中呈现出悖逆、差异和多元。这里的全球性话语指：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由西方文化思想界开始并扩散的以走出“历史遮蔽”、“寻找身份”为目的的话语，如知识分子话语、性别话语、种族话语等以前被主流压抑至边缘的话语。这些话语普遍以“边缘解构中心”为策略，寻求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如人文知识分子对主流话语的解构寻求自己的本位身份、女性主义对男权中心的解构寻求建构女性身份、后殖民理论对西方话语的解构寻求本土文化身份。全球性的边缘话语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三次文化潮汐，深刻地影响了晚生代的文化身份。晚生代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边缘话语操作中，显示了创作实绩获得了意义。语言的牢笼和大众文化的改写，使得晚生代的边缘性立场与文本实际产生了悖逆、差异和多元，更加深刻地反映出晚生代与当下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 论文共分两章。第一章旨在梳理晚生代与当下文化的共生关系，概述晚生代文化身份的转变，共分四节。第一节是晚生代的概念和群体；第二节是晚生代出场的整体文化语境；第三节是边缘话语与晚生代的文化身份；第四节是晚生代的整体文学/文化特征。第二章旨在阐明晚生代的边缘叙事在三个方面取得的实绩和陷入的困境。第一节是主流的边缘/漂泊之身：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表述；第二节是男权的边缘/自我放逐：女性主义的身份认同；第三节是西方的边缘/后殖民想象：本土知识分子的文化述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