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的副刊既是一种文艺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这种交叉使它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形态,也注定其将在“文艺性”与“政治性”之间徘徊——党报副刊的“文艺性”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终究“潜在地”或“显在地”建基于“政治性”之上。一方面,党报副刊对文艺作品的编辑理念、运作方式、文本效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文艺政策、政治思潮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党报副刊诞生、发展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概括、分析其主体内容的演变特征,既能触摸主流文艺思潮的发展脉搏,又能透视主导党报副刊编辑理念的政治性因素,辩证认知特定时期政党发掘副刊“工具性”“喉舌性”功能的实践。本研究集中考察革命语境中(抗日战争时期、军调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文艺的主要载体《大众日报》副刊。作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1939年月至1945年10月、1949年3月至10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1945年10月至1949年3月)的《大众日报》,其副刊是当时山东区域及周边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知识分子、工农兵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既鲜活地记录了十一年期间山东及周边根据地(解放区)军民的革命实践与生活景象,又折射出此时期党的政治任务、宣传方针与文艺政策的变化。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文本分析法,以1939年1月1日至1949年10月1日的《大众日报》为基本研究对象。依据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与文化环境,合理构建出“革命语境”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大众日报》副刊内容的梳理、风格水平的演变、编辑运作的考察,揭示出“革命语境”中政治权力(政党)、战争形势、革命民众影响文艺作品话语表达的趋向,进而概括出此时期《大众日报》副刊的总体特征——徘徊在“文艺性”和“新闻性”之间。论文包括五个章节,分别从以下层面系统地考察革命语境里的《大众日报》副刊—第一章概述《大众日报》及其副刊在1939年至1949年的生成语境与发展态势。首先阐释构成“革命语境”的三个维度——政治权力(政党)、战争格局(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革命群众(工农兵)的内涵,同时分别详述各个维度是如何深刻影响《大众日报》及其副刊的成长与演变的：即党报副刊表征中共的舆论宣传与编辑理念、持续书写战争舆论和战争主题、力求贴近群众与文艺大众化。基于副刊整体内容、风格演变的分析,指出《大众日报》副刊发展的三个阶段：“文艺性”副刊时期、“新闻性”副刊时期、“新闻性”与“文艺性”并重时期。第二章主要介绍在整风运动扩展至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切实改版之前(1939年1月至1942年5月),副刊的编辑理念、文艺创作情况以及所呈现出的风格特征。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大众日报》秉承“文化人”与“革命者”互补的办报思维,副刊编辑方针兼收并蓄,作品内容广博芜杂,文学叙事与抒情色彩较浓,呈现出副刊是一个多元自由的文艺书写平台：副刊栏目纷呈、文学体裁多样、文艺水平较高、语言书面化色彩浓郁(通过选取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分析)。同时,日伪对根据地的反复性大扫荡与报社随时遭遇战斗的可能,使副刊一直关注着战争宣传。而在纸质极度匮乏、战争白热化时期,副刊版面会让位于战争宣传版面。第三章重点论述整风运动切实影响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开始改版之后(1942年5月至1946年5月),“新闻性”副刊体制化的生成和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效应。此时期的“文艺”在“革命语境”中被赋予了特定内涵——1943年11月17日中共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文艺工作以新闻通讯和戏剧工作为中心。本文通过对《大众日报》相关史料与副刊所刊载的典型作品的分析,解读副刊的政治化实践：推动整风运动开展、确立革命话语,副刊的政治宣传功能凸显。而面向工农兵写作、集体创作方式的盛行则凸显出此时期副刊风格的变化——“革命语境”逐渐导致了副刊版面的“通讯至上”：通讯作者群体迅速扩大、通讯写作倾向于体制化并成为副刊版面的主体。第四章探讨自1946年5月10日《大众日报》重新发布副刊征稿简则,副刊专页复刊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趋势：“人民的文化人”与“人民的革命者”互补的办报理念确立,副刊“新闻性”与“文艺性”并举。此时期《大众日报》一度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匡亚明长时间任社长兼总编辑,报社人才济济,发行区域继续扩大,副刊版面趋于稳定。编委会对于副刊“新闻性”与“文艺性”关系的权衡,是基于前一时期以前者为尊而导致后者弱化的反思。这使副刊的“文艺性”逐步回归：副刊之页成为常设的栏目,文学体裁多元化,文娱资料与戏剧评论丰富；但新闻通讯、工农兵通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多元化的文艺作品在内容上指向的仍然是“解放”“土改”等革命主题。第五章概括“革命语境”里《大众日报》副刊的历史定位。首先通过对比整风运动前后《大众日报》副刊与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5月至1944年2月)副刊,揭示出二者编辑理念与演变向度的趋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从“个体化纷呈”到“整体性沉默”再到“一体化精彩”,并在创作群体与文学水平上存在差异。由此得出《大众日报》副刊的历史定位：与《解放日报》副刊一样,既是中共革命文艺运动和舆论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革命战争的书写者、工农兵大众的服务者。其次分析了“革命语境”里革命文艺运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一方面,革命文艺统一了知识阶层、广大民众的认知,使革命突破了“长期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纸上清谈而无从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另一方面,革命文艺的极端化偏颇,使文艺的“政治工具”属性无限放大,压制了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创作思维的多元化与文艺的自由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