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译界对经典作品的重译现象极为普遍。对不同的译本进行全面地比较分析，对文学翻译批评具有重要的意义。译本质量的评价涉及译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如翻译的标准、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等。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对本论文要解决的问题、五个译本的概况、选择它们进行分析的原因、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傲慢与偏见》的语言特点做了说明。在第二部分，作者回顾了翻译标准，翻译策略，译者的主体性及重译等问题。忠实是译者的职责。忠实的境界，虽不能至，亦心向往之；异化与归化二者相辅相成，在语言层面要尽量归化，而在文化层面可多些异化；文化词语的使用方面，要避免落入文化陷阱。异化虽然是趋势，但一定要适度。译者的主体性已越来越被人们认可，但是在发挥主体性时，译者要始终忠实于原文本的信息的传递和风格的传递。翻译应该是力求“信”与“美”的辩证统一。第三部分对《傲慢与偏见》的五个中译本在传达原文风格，审美价值及文化元素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比较了它们的不同之处。本文认为，王科一的译本归化的尺度大一些，语言流畅自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是一个很好的原译本。孙致礼的译本是一个成功的重译本。孙偏向异化的翻译策略，译文保留了尽可能多的异国情调，较忠实地传达了原文作者的内容及风格，但在文化因素的传递方面考虑的不够周全。张扬和张玲的译本无法在语言上超越前译，但他们在文化的传递上具有优势。张经浩的译本与众不同，翻译风格独特，语言口语化，尽量避免翻译腔。但是不够忠实于原文的风格，不能称之为一个成功的重译本。雷立美的译本能够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在汉语四字格的使用方面能够吸取前译优点，避免出现文化陷阱。但是该译本在忠实原文信息的传递的同时，未能很好的传达原文的语言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文的语言魅力。结论部分强调了翻译的忠实原则，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提出建议：应根据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和读者水平选择合适的宏观翻译策略，同时在原文词句的语境、语用功能和译语语言的基本规范的制约下调整自己的微观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