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是宪政的社会根基,促进了宪政国家的成长。首先市民社会规范了国家权力的运行,保障了私人权利。西方宪政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私人权利的历史。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欧洲大陆各国将之贯彻到本国的法律制度中。公、私法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区分,隐含了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因为它在法律上划定了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实行私法自治。另一方面,市民社会通过代表进入立法机关,参与国家立法决策,不仅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而且规定了国家权力运行的严格程序和责任追究制度,以确保国家行为运行在法律为其设定的轨道上。其次,市民社会孕育了宪政文化。宪政并不是靠规则与制度的简单堆砌就能实现,它还必须有超越于制度实体之外的宪政文化。宪政文化是一种内在于社会的意识、理念和价值追求,它渗透在制度规范之中,对民主宪政起着依托作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实中发生分离。因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和个人事务的干涉,强调社会自治和个人自由。同时,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即市场经济,内在的促进了自由、平等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西方宪政的历史表明宪政国家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斗争推动了宪政国家的产生。清末民初之际,中央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开始实施宪政。但无论是清政府自1906年开始实施的预备立宪,还是民国成立初期的头几年都没能成功推行。究其原因,清末民初宪政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支持宪政的社会基础还不巩固,即市民社会尚未成熟壮大到可以支持政治改革成功的社会力量。随着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阶层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新兴社会实体,即市民社会。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西方的立宪思想已开始断续传入中国,当时少数地主阶级的开明之士对西方世界有了初步了解。但到中日战争之后,西方立宪思想才真正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西方的宪政历史实践表明,市民社会与民主宪政的关系极为密切。市民社会是宪政的先决条件,这就决定了实现宪政必须首先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有效分离。清末民初,市民社会初成,与国家的分离尚未完全,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市民社会的成长有赖于国家政策的松动和扶持,尚不具备制约和抗衡国家的实力。因此,清末民初宪政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支撑,决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清末民初之际,市民社会的发育有赖于国家的主动放权和政策扶持,因而造成市民社会的软弱和自主性品格的缺失。所以,市民社会难以发挥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应有功能,从而使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被虚置的状态,即“有宪法而无宪政”。为了使中国尽快走向宪政之路,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各类民间社会团体,发挥国家的引导作用,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公民意识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