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清末以来西学东渐潮流中极具盛名的人物，近代中国直接引介西方思想学术的翻译家，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严复的研究历时百载，成果卓著，但目前关于严复政治思想的多数研究，并没有结合西学东渐这股历史潮流来诠释严复译书在其中的历史定位，而且关于严复早年政见与其后所译书目中所表达的政治思想的关系研究更是乏善可陈。　　本文试图勾勒鸦片战争以来至严复时的一段比较完整的西学东渐轮廓，以此寻求严复译书在清末西学东渐中的历史定位，并分析严复于1895年发表的以政治宣言形式出现的五篇政论中的政治思想，以及这些主要的政治思想与此后严复译著中政治思想的关系。本文将《法意》作为在西学东渐中理解严复译书，并诠释严复译著中政治思想的一个案例。本文还将在思想史中关注严复翻译《法意》的原因。　　鸦片战争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大致从“器物”学习渐次深入到“制度”学习和“思想文化”学习。其中，译书是西学东渐、向西方学习的最主要方式。在严复决心译书之前，译书经历了从“艺学为先”到“政学为先”的转变，而且又直接转译日文代替了传统的洋译中述。　　甲午战败在促使大批中国人“取径于东洋”、从日本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刺激了严复决心致力于译书著述。但是严复直接学习西方的方式独树一帜而且仍走在时代潮头。严复将救亡的眼光直接投向西方国家，直译西文书籍;而且开始从思想文化层面来探索中国之所以衰败、欧日之所以强盛的原因。在中国人从“制度”学习迈入到“思想文化”学习的新一轮奋斗中，严复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成为较早观察西方文化、介绍西方思想学术的中国人。　　严复对其翻译的诸多西学著作都有介绍翻译的原因，但是唯独对《法意》的翻译原因解释甚少。严复历经六载译成《法意》，一方面延续了1895年五篇政论文中“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政治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论法的精神》本身是一部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不同于当时严复极为排斥的东学。《法意》作为严复有名的译著，是清末以来西学东渐从“制度”学习深化到“思想文化”学习的一环，严复译书及其政治思想的独特之处也由此可见。　　案语反映了严复在翻译《法意》期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严复在案语中集中关注了以法律制度为典型特征的中西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方式的差异。严复认为解释这种差异的根本因素是自由与不自由之别。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对自由的认知导致中国专制、人治、礼法合一，而要改变这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政治制度、挽救国家衰败，则需要从民智、民力、民德等三方面着手培育新式国民。　　回顾1895年的五篇政论文，可以发现当时严复对自由、民智、民力、民德的强调一直延续到1903-1909年《法意》翻译期间。因此，《法意》案语中表露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尤其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严复1895年写就的数篇政论文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