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通过考察“七一”纪念活动的文本记录，以及口头传播所留下的历史材料，可以发现，人的参与使纪念活动中发生了可以被记载的历史事件，而这些参与纪念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众及纪念活动中存在的事件才真正是本文所研究的内容。　　本文研究涉及到中共纪念活动的兴起和发展、“七一”纪念日的确立;“七一”纪念的地位、规模的发展变化和纪念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内容。　　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兴起于建党之初，伴随着中共的发展，纪念活动经过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两个时期走向成熟。1933年的首次“八一”建军节纪念，为中共纪念活动树立了相对成熟的样板。　　抗战爆发前夕，中共对民族主义认识的变化，使阶级斗争让位于民族解放，纪念活动的宣传话语随之发生嬗变，各种纪念活动成为推动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阵地。“七一”纪念正是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进入中共的视野，1938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七一”纪念日的命题，该命题1941年正式为中共中央所接受，成为沿袭下来的中共诞生纪念日。　　此后，“七一”纪念愈发得到中共重视，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后，“七一”纪念一跃而成为党的纪念活动焦点。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的中共诞辰纪念，在上下互动（中共自上而下的纪念宣传和民众自下而上的自觉参与）纪念运作模式下，中共诞辰纪念不仅具有该年度纪念活动的最大规模和最高级别，而且在形式设计和内容安排上形成了“七一”纪念的成熟样板，并被此后的历次“七一”纪念所承继。　　很显然，这样的研究安排，不仅可以从宏观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特别是“七一”纪念活动的发展演进，而且有助于从大历史的角度，从纪念文本中解读“七一”纪念活动中的历史。　　实际上，“七一”纪念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视野起就承载着对党的历史记忆。1938-1951年，纪念宣传话语经历了抗战、反蒋、再到建设新中国的三次转变，而这一切又主要表现在“七一”纪念对建国叙事的语言安排上。　　抗战期问，中国共产党把抗战建国作为纪念活动的政治主题。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和中共政治策略的成熟，纪念宣传由抗战初期的“以团结求合作”逐渐转变为“以斗争求合作”、“又团结又斗争”的话语逻辑，最终有倾向性地突出了根据地民主和民生建设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性，并把其作为抗战建国的根基。抗战结束后，“七一”纪念宣传以“反蒋建国”取代了“抗战建国”，而这一转变在中共二十四周年的诞辰纪念宣传中就已发生。解放战争期间，“七一”纪念活动渲染了反蒋建国的历史主题。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北平“七一”纪念大会则把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作为此后“七一”纪念宣传的政治主题。　　与此同时，1938-1951年的“七一”纪念活动不仅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而且特别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毛泽东思想宣传上，中国共产党着重强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来自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并且要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但是，纪念宣传却有意无意地过分抬高了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贡献性的一面，忽略了中共其他领导人对这一思想形成、发展和成熟所作出的努力。这对后来党内个人崇拜风气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七一”纪念活动除了有效传递中共的“建国”思想，宣传毛泽东“党的领袖和人民救星”地位，强化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外，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解读始终成为纪念宣传永恒不变的主题。此外，书写和学习中共历史也成为纪念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的纪念宣传，才凸显出“七一”纪念活动应有的历史价值。这一价值的外在表现则是，“七一”纪念活动成为开展党员思想建设与作风建设的重要场合，并且最大化介绍和宣传了中共优秀党员的革命事迹，体现出共产党员信仰坚定、忠于革命、不怕牺牲、吃苦耐劳、大公无私、舍己为民、舍身为党的马克思主义品质，打造了优秀党员的形象标准。　　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中共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宣传动员，使他们自觉参与到“七一”纪念的各项活动中来，并成为中共“七一”纪念活动的主体。在参与庆祝中共诞辰的过程中，民众形成了“共产党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敬了毛主席，才算敬对了神”等朴素认知。　　本文从思想史的视角审视“七一”纪念，其主要观点是:“七一”纪念活动不仅传递了中共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思想，而且最大化展示了中共的党性，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使其成为“七一”纪念宣传永恒不变的主题。　　至此，认为，“七一”纪念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是中共历史的重要内容，其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