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已有百年历史,其品格、价值、地位不仅需要研究者的理论阐发,更需要以自身创作实绩来证明,而新诗进一步的历史化、经典化则主要靠文学史来完成。1917—1949年的中国新诗在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叙述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新诗经典”经历多次建构与解构。在“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框架里,包括新诗在内的新文学尚未取得独立地位,诞生不久的新诗被当作中国诗歌发展至最近的一个阶段。不过史家已经有意识站在文学进化立场论证新诗的合法性,发掘、阐释其不同于旧诗的品格、价值。“新旧对照”式的叙述模式一方面保留丰富、驳杂的历史原貌,另一方面透露出史家打破新旧对立思维,希望新诗借鉴、吸收旧诗艺术资源发展自己的用心。在独立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新诗作为最能体现新文学之“新”的门类受到特别重视,排在小说、散文、戏剧之前予以重点讲述。新文学史在塑造新诗之所以为“新”的品格,描绘新诗演进图景中寄予对新诗未来发展的构想。不同史家在历史意识与诗学立场间各有侧重,前者更忠实历史,后者更重视审美。新文学史也注意选择重要诗人诗作,发掘其“经典品格”,开启新诗“经典化”历程。阶级论话语导致新文学史一次重要转型,同时中国新诗走过相对完整的30年发展历程。文学史从跟踪、描述新诗发展状况过渡到建构新诗整体格局,史家努力平衡诗学、文学、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30年中国新诗做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叙述与阐释。阶级论话语与革命意识形态使得敌我二元对立思维开始介入文学史叙述,诗人诗作被分化、重组,“新诗经典”经历一次大规模的重置、重释。从“中国新文学史”转变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史结束个人著述,进入政治意志主导的“组织化生产”。激进思潮渗透文学史叙述,新诗发展脉络与诗人创作阵容随着多变的政治形势被进一步重构,愈加敌我分明、等级森严。以当代的权威理论、诗歌实践重述新诗历史,塑造新诗形象,以新诗历史佐证当代权威理论、诗歌实践的真理性、合法性,呈现出“以论代史”、“以诗证论”特征。“新时期”、“现代化”想象引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中国新诗格局再次发生“翻转”。文学史打破政治划线,努力恢复新诗多元、开放的发展格局,尤其重视新诗中的知识分子话语实践,和化合中西诗歌艺术资源而进行的现代诗艺建构,视其为“新诗现代性”品格的重要表征。新诗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取代阶级论、革命话语,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新诗经典”再造。中国新诗（1917—1949）的文学史叙述变化与“新诗经典”的建构与解构,既与新诗本身未完成、未定型的开放性品格有关,更与百年来新诗阅读接受语境的动荡多变有关,其背后则是诗学、文学、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话语逻辑和价值系统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