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财政和金融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认定的“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后者一直发挥着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宏伟目标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这就要求财政与金融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更加紧密联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讨论如何建立现代财税金融制度的过程中,财政与金融关系就是一个必须厘清的问题。本文围绕这一问题,将聚焦点放在二者的资金关系上,在财政端关注财政资金运行,在金融端关注商业银行信贷,并提出这样的具体研究问题——财政资金运行能通过哪些渠道并且怎样影响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与结构呢?本文通过文献梳理、理论分析、事实分析、以及三章实证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其中文献梳理的目的是通过回顾国内外关于“财政资金对商业银行信贷影响”的相关研究,了解学界的研究现状,研判文献中存在的不足,并明确本文的推进方向。理论分析的目的是将“财政资金运行对商业银行信贷的影响”这一问题抽象为信贷创造与分配,进而从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基础理论的视角,分析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资金可能如何影响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与结构。事实分析的目的是将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落地到我国的现实制度与数据事实上,为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实证分析的目的则是基于商业银行微观数据,用因果推断方法克服既有研究中常见的内生性问题,从而评估财政资金运行对商业银行信贷影响的因果效应,并验证理论分析中提出的假说。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本文发现相关实证研究从规模与结构两个角度讨论了不同运行方式之下,财政资金对商业银行信贷的影响情况。这些文献表明,财政资金运行能够影响商业银行信贷的不同方面,但也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相关关系研究为主,缺少因果效应研究;二是宏观层面证据较多,微观层面证据不足;三是理论基础相对单一且与中国的事实衔接得不充分。本文克服这些问题,从而为“财政与货币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做出边际贡献。为了改进文献中实证方法上的不足,本文还梳理了一系列政策效果评估的方法,包括非因果推断的计量方法、以因果推断为目的的微观计量方法和机器学习方法,从方法论上为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本文发现国内外一系列关于货币创造与信用创造的理论,能构成研究商业银行信贷变化的基础。这些理论包括信用中介论、货币乘数论、货币信用论等“财政无关说”,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债务货币化理论、现代货币理论、“新市场财政学”的财政—央行双主体论等“财政相关说”,以及信贷配给理论等涉及信用分配的观点。本文根据财政—央行双主体论,抽象出财政收支、政府债券、国库现金管理三个财政资金运行渠道,对应了“一般资金→特殊资金→资金管理”的研究线索。沿着这个线索,本文引入货币乘数论、货币信用论、信贷配给理论分析了财政资金运行的三个渠道分别会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与结构产生哪些可能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提出了五个假说。假说一和假说二分别针对财政收入与支出:财政收入（支出）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为负（正）,但缩减（扩张）的幅度低于纯粹基于货币乘数和现金漏损率推算的结果（因为引入了货币信用论）;对信贷流向的影响为挤入（挤出）私人信贷,对存贷比结构的影响为不定（提高）。在这两个假说的基础上,本文将财政收支合并分析,提出赤字可能带来的影响（即假说三）:财政赤字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为正;对信贷流向的影响为挤出私人信贷,对存贷比结构的影响为提高。假说四认为商业银行持有政府债券对其信贷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商业银行可以将政府债券作为安全资产满足监管要求,并用其扩张信贷。具体而言,持有规模对信贷规模的影响为正,对信贷流向的影响为挤入私人信贷,对存贷比结构的影响为提高;同时,以长期方式持有的份额越大,就越能扩大信贷规模、挤入私人信贷、以及提高存贷比。假说五认为商业银行中标国库现金管理对其信贷有显著影响。中标对信贷规模的影响为正,对信贷流向的影响为挤入私人信贷,对存贷比结构的影响为提高;同时,商业银行中标金额越大,这些影响效果也越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梳理了我国与这几个财政资金运行渠道相关的制度基础与数据现状。一方面阐明我国具备现实的制度土壤,能让这三个渠道发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的作用;另一方面明确数据状况,探寻设计因果推断的机会。综合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和事实刻画,本文使用了一系列克服内生性的方法,分三章评估了三个财政资金运行渠道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与结构的因果性影响效果,作为对理论假说的验证。三章实证分析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第一,实证评估财政收支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与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和与之匹配的宏观数据,利用固定效应估计、（双）工具变量估计、Lasso+固定效应估计、Lasso+工具变量估计等方法评估因果效应。这组实证得到了以下研究发现。一是财政收支显著影响信贷规模。政府财政收入显著地减少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财政支出以及收支差异率都显著地增加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二是财政收支能够改变多种信贷结构。财政收支差异率对信贷流向结构的影响体现为挤出私人部门的信贷,对存贷比结构的影响体现为扩大效应,对期限结构的影响体现为挤出短期贷款,挤入长期贷款。三是商业银行异地经营行为带来的异质性有限。商业银行异地经营仅对信贷流向有异质性影响,对信贷规模和信贷结构的其他测度没有显著影响。四是上述发现与理论假说一至三基本相符,且具有稳健的因果性。本文从多个角度克服内生性问题,且这些因果推断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相互可比,说明实证结果具有较为稳健的因果性。第二,实证评估商业银行持有政府债券对其信贷规模与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2012—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和与之匹配的宏观数据,利用固定效应估计、工具变量估计、Lasso+固定效应估计、Lasso+工具变量估计等方法评估因果效应。这组实证得到了以下研究发现。一是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总量与期限显著影响其信贷规模与结构,且存在异质性。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越多,持有方式越偏向长期,就越能扩大信贷规模,挤入私人部门信贷,并提高存贷比。同时,在异质性方面,政府债务风险能冲抵债券规模带来的影响,风险越大,冲抵越多;而异地经营只影响信贷结构,不影响信贷规模。二是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相对规模（相对于各类债券总和）只有有限的影响。该指标只显著影响信贷相对规模,不影响绝对规模与结构。三是商业银行层次不是异质性影响的来源,城商行与全国性银行持有政府债券带来的影响效应基本相似,所以银行层次不形成异质性影响。四是上述发现与理论假说四基本相符,且具有稳健的因果性。本文从多个角度克服内生性问题,且这些因果推断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相互可比,说明实证结果具有较为稳健的因果性。第三,实证评估商业银行中标国库现金管理对其信贷规模与结构的影响。本文以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试点以及历年商业银行的中标情况为“准自然实验”中的政策干预。基于2011—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财务数据和各商业银行逐年（2015—2019年）的中标数据,本文使用多组多时点双重差分、匹配+多期双重差分、异质处理效应多组多时点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等估计方法评估因果效应。这组实证得到了以下研究发现。一是中标国库现金管理显著增加银行信贷规模,且存在异质性。商业银行中标国库现金管理显著增加了其放出的贷款数量与相对于总资产的规模。从异质性的角度看,中标金额越大,信贷规模增加得就越多。二是中标国库现金管理能够显著地改变多种信贷结构,而且也存在异质性。商业银行中标国库现金管理后,其信贷流向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私人部门获得的信贷占比提升（即挤入效应）;存贷比也随之增加,特别是在存款规模提高的情况下,存贷比仍然提高,说明商业银行利用存款创造贷款的能力获得了提升。从异质性的角度看,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标金额越高,其对信贷结构的影响程度就越大。三是国库现金管理处理效应的异质性还源于银行是否异地中标,但不源于商业银行层次。中标银行为本地银行（按总行所在省算）比异地商业银行所获得的处理效应更大（除了存贷比）,但银行层次不形成异质性影响。四是上述发现与理论假说五基本相符,且具有稳健的因果性。本文从多个角度克服内生性问题,且这些因果推断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相互可比,说明实证结果具有较为稳健的因果性。将这些研究结论与我国财政资金运行的现实相比较,本文认为财政资金运行确实能够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产生显著影响,且不同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在性质上或程度上是不同的。这些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的假说基本吻合,一方面说明数据事实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另一方面也说明基于历史数据的事后评估具有一定的外推性,对未来的财政实践有借鉴意义。因此,财政部门不但要考虑财政资金运行对银行信贷的影响,避免因财政资金的正常（日常）运行对信贷市场产生与宏观政策目的不符的效果;而且要主动利用财政资金对商业银行信贷的影响力,主动调控施策,达成宏观调控的目标。为此,本文根据财政资金运行的三个渠道,提出八点政策建议。第一,从财政收支特别是赤字的角度看,财政部门应当在利用赤字扩张信贷效的能力的同时,防止对私人部门信贷形成挤出效应。为此,财政收支要更好地发挥引导、撬动作用,而不是全面介入投资活动。本文给出两条具体建议。一是从信贷供给方着手进行引领撬动,对特定领域（公益性高、盈利性低的领域）的信贷扩张提供财政补贴或税费减免,从而确保商业银行有动机为这些领域提供信贷支持,避免信贷供给不足。二是从信贷需求方着手进行引领撬动,财政资金应当根据投资项目性质的不同,通过项目培育、风险分担等方式为私人部门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增加信贷需方的信贷获取动机,避免信贷需求不足。第二,从政府债券的角度看,财政部门既要利用政府债券筹措资金,也要以规模适当、安全可靠为底线保障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本文给出三条具体建议。一是合理地安排好发行规模,避免挤占信贷资金,最好在商业银行尚有较多可贷资金时扩大政府债券规模,从而以安全资产的形式,帮助商业银行在向风险较高的领域扩张信贷时满足监管需求。二是安排好政府债券的期限,适当地用长期债券代替短期债券,避免安全资产频繁变动。三是严控政府债券乃至于债务风险,避免政府债务风险削弱政府债券的安全性,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能力,甚至反向抑制商业银行信贷。第三,从国库现金管理的角度看,财政部门应当要坚持使用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操作方式,同时可以考虑集中资金并增加本地银行的中标金额。本文给出三条具体建议。一是要进一步确立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为主要操作方式,不实施与债券有关的操作方式,从而既通过存款给商业银行提供可贷资金,又避免买回债券减少商业银行的安全资产。二是要尽量集中资金形成规模效应,可以在符合规章制度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将资金集中到数量较少的银行中。三是可以在集中资金时适当增加本地经营机构的中标金额,并减少异地分支机构的份额,从而充分利用本地银行的影响力更好地配置信贷资源。综上所述,财政资金运行确实对商业银行信贷有重要的因果性影响。本文期待全文的研究成果能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贡献。在理论上,丰富中国特色的“财政—货币关系”理论,并为其提供更加坚实的因果证据。在实践上,通过提出政策建议,更好地服务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和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等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