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之一和第一道门槛,证券发行监管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无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都设立了较为完备的证券发行监管制度,目的是通过对证券发行行为进行监管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分析总结我国证券发行监管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前瞻性的建议,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和博弈理论研究了证券发行市场参与主体发行者、中介机构和监管者的最优策略以及影响发行者信息欺诈水平和市场业绩的因素;随后回顾了我国证券发行监管政策变迁的历史,实证了首次公开发行和再发行监管政策变迁的效果;在前面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利用模型分析比较了发行注册制和发行核准制的区别,比较了两种发行制度的信息欺诈水平和社会福利损失情况以及两种发行制度的适应性环境和变迁问题,最后探讨了在不同环境下发行监管制度的选择问题,并对如何降低信息欺诈水平和我国证券发行监管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工作和创新点包括:1、通过建立证券发行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得到了系统的均衡策略。分析了投资者的成熟程度、法律的完备程度、监管者的监管水平和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等因素对信息欺诈水平、惩罚水平和投资者收益水平的影响。研究了如何有效降低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欺诈水平,以促进信息如实披露。2、建立了评价证券发行监管制度变迁效果的模型,分别从经营业绩、信息欺诈水平和市场业绩深入分析了IPO历次政策变迁的效果。结果表明,政策的变迁并不是总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不断完善IPO监管制度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政策变迁效果的研究。3、深入研究了我国再发行政策变迁的效果,分析了配股政策和增发政策变迁的效果。虽然增发和配股政策历经变迁,但是基本没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欺诈水平,再发行后业绩的恶化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市场对于再发行门槛的设定基本持积极的态度,市场对再发行门槛经历了从积极到怀疑再到肯定的过程,但由于业绩恶化和“圈钱”以及其他各类违规行为,长期看市场对政策的评价是消极的,政策变迁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4、构建了证券发行注册制和核准制的一般模型,分别分析了两种发行监管制度下发行者和监管者的最优策略以及市场参与各方的收益情况。分析了二种监管制度下不同因素对最优决策的影响。利用社会福利损失和信息欺诈水平二个指标比较了两种发行监管制度的差别,分析了两种发行监管制度的适应性环境以及制度变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