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作为产业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集聚及其产生的外部性在众多研究领域引起关注,究其原因是因为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并成为强化国家与区域竞争能力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的提出,大量的企业开始寻求以新的空间发展战略来带动企业发展,其中包括进行新的区位选择。　　 企业的微观选址是产业宏观布局的微观展现,这促使笔者去思考:产业集聚及其产生的外部性如何影响具有不同特征企业的区位选择,进而导致产业空间布局的非均匀化?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将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促使企业作出高效的区位决策,从宏观层面促进产业顺利集聚或扫清阻碍产业集聚的障碍的方式,保证市场经济状态下产业集聚的顺利进行,最终达到优化空间结构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主要关注了集聚及其外部性发生的内在机理,重视研究集聚及其产生的外部性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忽略了从微观层面探讨这种作用发生的微观机理,更鲜有从异质性视角将企业的区位选择与集聚经济作为平行的变量来提出问题的,本文的宗旨就是在不完全竞争的视角下探讨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微观、中观、城市三个基本面研究集聚经济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　　 在理论研究上,本文在总揽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从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出发,对企业的区位选择乃至各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提供了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有力解释。本文基于企业异质、产业异质、空间异质的出发点,从企业、产业、城市三个层面探究集聚及其外部性与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之间的确切关系。从不完全竞争以及逆向贡献视角阐述了集聚经济如何影响不同特征的企业,进一步地,在城市化与地方化的二位分析框架内分析了不同类型集聚经济对不同行业区位布局的影响,同时,基于微观企业区位选择的离散性与产业布局的宏观性,探究了集聚经济的第四层次问题,即空间连续性问题。为考察城市作为一种集聚经济体时在中介外部性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构建了一个包括两个维度(单一城市集聚力视角以及城市作为企业的发展环境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不同规模城市在吸引企业区位选择上的差异以及在中介这种影响中扮演的角色。　　 在实证研究上,本文在根据空间Gini系数、Moran-I等指标对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进行全面的经验描述的基础上,采用1289家企业数据,在控制了地区中可能影响区位选择的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应用Conditional-Logit模型检验了集聚对不同特征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我们侧重强调微观主体对集聚经济的贡献以及从中的收益不尽相同,进而在区位选择上产生逆向选择,这一视角将能够厘清已有研究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部门的就业水平,我们通过对Carlino-Moomaw模型的修正,设置一个包含城市集聚经济变量的生产函数,将Mashall效应与Jacobs效应同时纳入分析框架,通过采集2008年全国254个设区城市的二位数制造业产业部门数据研究了集聚经济对不同行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空间连续性在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广域区域经济的发展,解释了多个分散的产业集聚如何演化为在空间上范围上更大,在产业层次上更高的地区竞争优势的过程。最后,采用2008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以及城市规模数据,在控制了行业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通过探究城市作为一种集聚经济体在中介企业对不同集聚经济的偏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检验了不同规模企业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对Marshall与Jacobs效应的不同偏好。　　 本文的研究拓宽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企业区位选择与集聚及其外部性之间的关系,为产业布局的合理弓I导以及企业的区位决策提供了极为现实的参考依据。总的来说,对比以往研究,本文取得了以下进展:(1)从企业的异质性出发,构建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微观、产业、城市三个基本面上,从不完全竞争、空间关联、逆向贡献视角,深入到企业层面探讨企业基于自身禀赋在选择区位时的行为特征,从微观企业角度来探讨地域空间经济格局的机理及模式,避免了整体分析不够深入的缺陷,使得研究更具实际意义。(2)行业分析中的二维分析框架:我们试图在地方化与城市化兼具的二维分析框架内,分析同一城市系统内两种集聚经济的共存,进而探究产业发展特征属性与集聚经济特征之间匹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企业区位选择导向,特别是疏通了从微观企业的离散区位决策到宏观产业布局的传导过程。(3)异质性企业的逆向贡献视角:在Marshall的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在集聚体中企业对集聚经济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本文发现了企业区位选择中的逆向选择行为,从而释明了以往文献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同时,我们考察了城市作为一种集聚经济体时,其自身的规模以及专业化与多样化差异使得其在集聚经济作用企业的区位选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视角同样厘清了以往研究中的各种冲突性现象。　　 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几个结论:　　 (1)从微观角度来看,产业空间集聚所获取的集聚经济利益,是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绝大多数部门企业的区位选择都受到集聚经济的利益驱动。而具体到具备不同特征的企业,具备较强实力的企业会有远离其他其他实力较弱企业定位的倾向,而实力较弱的企业则有强烈的集聚动机,进而导致了集聚中的逆向选择现象。　　 (2)从产业角度来看,不同类型集聚经济对不同类型产业部门的区位选择具有不同的影响,城市化经济对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而地方化经济则成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集聚的主要动因。同时,在要素禀赋和资源结构具有相似性的相邻地区之间,邻近城市的人口或就业水平能够加强一个城市的集聚经济,对这类部门来说,集聚经济有助于打破地方行政壁垒,形成跨区域的产业发展空间和产业集群,这一点在资本、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产业部门体现尤为明显。　　 (3)从城市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经济集聚体,城市在集聚经济作用企业区位选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作为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其集聚效应呈明显的倒“U”形特征,这同时也有力地解释了城市规模分布中的“Zipf”现象。进一步地,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显著偏好Marshall效应,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偏好Jaeobs效应,中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Marshall效应,但只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Jacobs效应。　　 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为改进企业家的企业区位决策、宏观调控层制定有关区域布局引导政策、地方政府制定产业与城市发展战略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当然,囿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水平,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论文的最后部分对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在未来还需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作了总结,这也是将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