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他们不仅为务工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带领广大农民奔小康，自身更是城市化的主要对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因此了解广州市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市民化程度及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因素，对与推进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建设和谐社会主义和建设幸福广州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以广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为主线，在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界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概念和内涵。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从微观的角度去研究农民工经济生活、社会以及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现状，通过研究了解到两代农民工、不同受教育程度以及不同户籍所在地的农民工其市民化现状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和省内户籍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较好。　　 在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的基础上，对问卷调查收集的相关指标进行量化，并构建了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第一，广州市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总体上已基本达到55.7％，即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市民化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其中农民工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分别为65.4％、52.7％和49.8％，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较低。第二，从两代农民工的角度分析，两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差异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均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其市民化总体水平达到59.5％，经济生活、社会层面以及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程度为68.5％、57.3％和54.8％，而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总体水平为49.8％，经济生活、社会层面以及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程度为61.8％、46.8％和44.6％，呈现低市民化水平。第三，各市民化水平的农民工比重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农民工在市民化水平主要集中在中等市民化水平，高市民化和低市民化比例较低。　　 此外，论文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分别从外界因素和个人因素分析，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导致了农民工与广州市市民享受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最主要的外界因素。通过相关性分析，影响农民工的个人因素有婚姻状况、代际差异、受教育水平、户籍所在地类型。其中未婚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高于已婚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越高，市民化水平越高;省内户籍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高于外省户籍农民工。　　 最后，本文提出了完善户籍制度，放宽获得城市户籍的条件、建立新型的社会网络并普及社区关怀和加快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