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基地,能源的开发利用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非常严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能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要解决日益紧张的能源供需矛盾和环境污染问题,除了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之外,就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大量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对能源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如何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提升“共赢”的目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研究环境规制对于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具体影响,厘清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仅可以为西部地区制定合理的能源和环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实现区域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科学界定了能源效率和环境规制等核心概念,并对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系统阐述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为后续研究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紧接着在实践层面考察了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的能源和环境压力,在对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进行准确测度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最后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影响效果的差异性,试图寻找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相容的均衡发展策略。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各种直接和间接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间接传导渠道包括企业环境成本、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要想准确地判断环境规制对一个地区能源效率的最终影响结果,必须综合考虑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各种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第二,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着较大的能源和环境压力,能源利用效率偏低,工业污染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本文通过将污染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引入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分析当中,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发现,2000-2013年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值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能源利用效率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第三,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整体较低。在对现有的关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相对全面的环境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对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进行测度发现,从2000年到2013年的14年期间,西部地区平均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是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第四,在本文考察的样本期内,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负面效应。从环境规制作用于能源效率的传导渠道来看,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西部地区企业的环境成本,较高的环境规制水平在短期内会对企业造成较大冲击,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率,全要素能源效率也随之下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显著性水平不高,而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贡献为负;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西部地区工业产值在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能够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减少了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会给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绿色投资壁垒”,最终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起到限制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起消极作用。第五,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中的各种具体工具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结果存在差异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与西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由此可见,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正确选择对于能源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目前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整体偏低,能源效率的提升空间较大。在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要想实现环境保护与能源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就要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断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升公众的节能减排意识,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