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文字——文学——文化”为主要研究框架，通过考察萧乾、张爱玲、白先勇等译家的“叙事性”（含有对话）自译作品，研究我国现当代小说自译策略。研究创造性地控制了自译活动的两个变量：宏观历史环境和作品文学体裁。通过对比中西文学自译史，研究发现我国文学自译活动呈现出共时性特点——译者的自译活动相对集中在“五四运动”后“中国近代文学初期果实的产生时期”。宏观历史环境因素是具有相当决定性的自译活动外部变量，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我们在获取“文本证据”并对其进行分类、对比、观察之后，在对自译者策略选择析因和对自译策略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特征进行解释时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同时，相对于散文、诗歌和林语堂自译的“说理性”小说等文学体裁，研究“叙事性”小说的自译有利于在同类和跨类对比分析对象（自译作家和自译作品）数量上实现最大化，提高研究的可信度和结论的适用度。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根据Hokenson&Munson(2007)对双语者的六类划分和我国自译活动的情况，锁定萧乾、张爱玲、白先勇等三位作家及其自译的叙事性小说作为“环境性转换语者”的自译者和自译作品的代表，作为研究对象；然后通过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定性定量结合方法和对比分析法，对文学自译的概念及其范畴进行扩充（引入“合作自译”这一不可忽视的现象）、文学自译策略的研究现状与趋势、文学自译策略研究的理论基础、文学自译者所持的创作观和翻译观进行考察分析；最后得出以下结论：　　宏观上，研究认为白先勇、叶佩霞和乔志高三人合作翻译的由白先勇创作的《台北人》是我国现当代小说自译中合作自译的成功案例，这一自译方式应该被写入自译范畴，且建议确立“合作自译”在自译范畴界的地位；通过继续追踪“叙事性”小说自译的研究现状和趋势、着力进行同类及跨类双语作家比较研究，得出了同质性和异质性特征；基于语料库的“文本证据”和拥有作家和译家双重身份的自译者的回忆录、传记、访谈等珍贵史料中析出的线索，认为自译伦理对自译活动具有规约作用。同类、跨类自译者的双语文本在“文本演进”和自译者“自我阐释”过程中，在文字层面上倾向于翻译关系，而在文化和文学层面上，则倾向于互为补充的关系。　　微观上，在“文字——文学——文化”的递进式研究视阈下，研究从文字上对自译作品的语言在以母语（L1）和目标语言（L2）为端点的连续体上进行坐标定位，回答“What is translated and how? And what is not translated?”的问题，探讨文学自译的文学象限内人物外表、行为、对白等人物形象塑造因素的翻译。同时，研究结合自译者翻译动机和自译外部环境等因素析出其历史合理性，探讨自译者如何用语言塑造性格特征、凸显社会地位等问题。文学（诗学）上，侧重形象塑造、地域书写等策略的考察，回答“我国自译文学与西方本土文学的区别”等问题。文化上，研究就“自我”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书写问题考察同为“环境性转换语者”的自译者在确保自译作品在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地缘归属，即保留“中国味道”方面的策略选择。文字、文学、文化象限内自译者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研究也指向从文化、文本、主体“三大间性”命题对现有自译伦理探讨进行深化。　　本研究拒绝回避翻译研究和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层交叉关系，重视作家译家回忆录、传记、访谈等珍贵史料中析出的宏观印象及自译者创作观、翻译观主观表述和外部评价等方面的线索、以“文字——文学——文化”的递进式研究框架进行小说自译的策略研究，有利于规避语料库技术下数字清点和现象析因“简单粗暴”挂钩的尴尬局面，将研究的落点提升至文学作品的字、词、句层面之上，从文学（诗学）、文化层面共时和历时地为译者策略选择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