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诉讼构造,首先要界定羁押性措施,本文认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中的拘留、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都是羁押性质的强制措施。其次,关于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构造,理论主流通说认为:检察机关进行审查、批准逮捕羁押的方式是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符合其法律监督的定位。对此,本文认为拘留是临时性措施,一般将其视为逮捕羁押的附随性手段,而以逮捕羁押为重点,我国并没有构建合理的模式。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不合理不仅在于其更多的处于控诉的地位,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只是监督性质的权能,而不能包含有实体处分权。在中国的语境下,批准逮捕羁押是处分权的一种体现,而法律监督即是对处分权的监督,其本身并不能做出裁决。最后,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问题:本文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是羁押性强制措施诉讼构造的法外黑洞,应当予以废除。在具体的构建中,本文认为在厘清法律监督本质属性的基础上,重新解释宪法条文与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权、司法权的定位,以达成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诉讼构造:第一,我国宪法并未指明逮捕是否包括羁押,在如此的语境下将逮捕与羁押分离,系统改造拘留权限、时限,使之成为一种程序性上的逮捕行为,只具有程序性与告知性的意义。一般情况下逮捕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无证逮捕可事后审查;第二,对公安机关的羁押申请经由检察机关予以审查,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的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动议,在辩护人共同出席的情形下由法院来开庭审理以决定是否羁押,以此形成诉讼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