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一个基地项目在高山村庄的运作,本文以列斐伏尔“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空间”三元辩证的空间生产理论作为分析进路,初步分析了茅台资本驱动下的高粱基地建设对于这个民族村落的空间生产所带来的诸多变化,阐明基地空间生产的逻辑、特征和影响,挑明其中非正义的问题。最后基于列斐伏尔、哈维和苏贾等人的空间正义观,本文简单地提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在高粱基地的空间表征上,多个行动主体共同推动着高粱基地的外在规划。在产业减贫的短期效应和振兴乡村的未来预期的促动下,地方政府同面临订单农业困境想要高质量供给的核心原料庄园的茅台酒厂,在上岩高粱基地的空间规划中形成了一致行动的利益联结。与茅台酒厂与市政府相联结的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力量不同,上岩村这一弱村社赋予强资本的经济魅力,在村社合一的整合效应之下,加之新中农群体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在村庄内部共同地迎合着茅台与政府对高粱基地的外在规划。另外,在政策资金和导引和对基地空间的剩余索取,下乡公司会对高粱基地的空间表征因其嵌入性而表示认同与维护。在村庄基地化的空间实践中,催生了“缺席领主”式的在外权力和拥有实际经营权利的下乡公司。在村庄内部,上岩村社成为了实现茅台资本与行政权力主导的空间表征当中最重要的实践主体,表现出它为了基地化而重组村庄空间的实践功能。其次,通过在基地中构建有形的物理边界以及搭建代管种植班组的社会边界,区隔绝大多数在村农户的边界得以制造出来,农民与土地之间断开了直接联系。最后,高粱基地的空间实践还表现为空间挤压,它通过将村庄土地空间转化为抽象化、同质化的景观空间,从而实现了“用空间征服空间”。聚焦于转地农民这一居住者的表征空间,在自留菜地的限制下,为了补充生计资料,他们开始耕种基地边缘土地和复垦荒地。在基地分配不公的刺激下,一些上岩村民采取了堵路、基地拾穗和藏匿粮食的日常化反抗行为。同时为了再造已被基地秩序和个体化趋势所挤占的公共文化空间,他们转而在虚拟型公共空间中进行文化表达。在笔者看来,对于基地空间的正义诉求,需要给予村落文化一定地位,重视差异化、包容性与开放的空间使用,增进行动主体间的沟通。